因此，在《公司法》中强制性规范是不可避免的，但强制性规范只应当为了公共目的而存在。强制性规范通常在私人自治失败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在《公司法》中，所谓公共性目的，不同于公法中经常说到的公共利益。它没有那么宽泛，可能是公司团体的利益；也可能是债权人团体的保护；还可能是小股东作为整体的保护。总之，是围绕公司或者其利害关系人发生的一种公共联系。我们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强制性规范，才能准确发现股东自治和公司自治的边界。以此为例来解释，新《公司法》中的某些强制性条款显然属于假性强行法，例如，要求公司设立时股东货币出资不得低于公司注册资本的30％。[34]这一限制旨在确保公司成立时有一定的流动资金，防止全为非货币出资的现象。如此规定，不仅对非货币财产造成歧视，而且，可能导致为满足此比例限制而强制其他非货币财产贬值评估。在我看来，30％的额度限制破坏了经济活动中的自治规律。一个公司成立后，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其流通所需货币资金？属于股东或者公司自治的范畴，可以选择银行借贷，也可以选择股东借贷，还可以选择股东出资来解决，企业（投资者）会根据自身情况以及不同融资方式产生的金融成本，综合考量，但这属于私法自治的问题，不宜以法律强制的方式予以解决。[35]因此，在审理案件时，遇到此种条款，要将其解释为非强制性规范。上述理论，可以同样用来解释对董事人数的限制。
2．公司法不是推行公共政策的合适领域
在一个以个体自由（及个人财产）为基础的社会中，追逐利润仍然会形成定势。[36]《公司法》本质上是促进、规范商人营利活动的法律，商人的营利性要求，使得各国公司法几无例外都围绕商人的营利竞争安排规则。对于自由主义思想家来说，“失败者的命运就只是一个痛苦的、从事物的规则来说也是正常的后果：这可能是他们的报价没有找到买主，要么是他们缺少机会或不够敏感”。[37]尽管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有强调所谓公司社会责任的呼声，尽管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应，资本主义面临着重新道德化的问题，竞争的伦理性要求日趋强烈，[38]但公司社会责任始终未能成为公司立法中的重心。中国现时代仍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矛盾突出，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大局。尤其是近几年证券市场发生的群体性赔偿纠纷，给决策部门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也导致现时代《公司法》不可避免地承担一些推行社会公共政策的功能。例如：明确规定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39]强调公司必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依法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公司工会代表职工就职工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福利、保险和劳动安全卫生等事项依法与公司签订集体合同；[40]强调公司研究决定改制以及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41]等等。公司社会责任实际上多涉及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资源法等范畴，在《公司法》中规定公司社会责任，无疑会淡化公司的营利目标，尤其是基于维护稳定的考量，过于强调职工在公司经营决策方面的参与权，若运行不当会对公司的营运效率、决策的正当性、董事的商业判断权造成不利（乃至严重）影响。
“术业有专攻”，不同法律部门也有其不同的调控任务。在我看来，应当净化《公司法》的功能目标，《公司法》乃促进公司这种特殊商人的营利性活动的法律。至于所谓社会责任，应当是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环境资源法等其他法律部门的任务。在《公司法》中设置过多的所谓社会责任条款，要么造成立法重复。例如，《公司法》中关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许多规则，即与《劳动法》相关条款重复；要么给公司经营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影响商业效率。例如，规定“公司研究决定改制以及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这种规定旨在维持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社会安定。但让工会、职工对公司改制乃至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发表意见，而且公司还应当“听取”，显然会导致外行管理内行，影响交易决策效率，分割董事会的商业判断权。可以想象，这样的规定如果严格推行下去，职工在公司内部经营决策中将获得很高的地位。这是否意味着公司的重要经营活动均需工会、职工同意？如果这样，恐怕不是民主在公司内部的胜利，公司经营的独立性将因此遭受毁灭性打击。公司商业秘密的保护成本也将因此大大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