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除特殊情形外，专家证人原则上应出庭以口头方式作证。为更好地对专家证言进行质证，一般应当要求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如果通过庭前提供书面专家意见书或召开专家会议等方式可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对专家意见没有争议并记录在案的，那么在庭审时专家证人可以不再出庭作证。如果存在专家证人不能出庭的特殊情况，如死亡、病重等，那么可以仅提供专家证人的书面证言。
【作者简介】
邵劭，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注释】为行文方便，除特别指明的外，文中所称的当事人既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原，被告双方，又指刑事诉讼中的侦控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参见J．A．乔罗威茨：《民事诉讼程序研究》，吴泽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
参见米尔建·R．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
有些地方甚至明确规定以鉴定机构级别的高低来决定鉴定结论证明力的大小。例如，《黑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74条规定，上级鉴定机构（组织）的鉴定优于下级鉴定机构（组织）的鉴定。
2002年4月1日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6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1—2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这里所说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实际上就是专家辅助人。
参见李国光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00—402页。
参见周湘雄：《英美专家证人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263页；齐树洁、洪秀娟：《英国专家证人制度改革的启示与借鉴》，《中国司法》2006年第5期。
参见邓晓霞：《论我国不宜引入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中国司法鉴定》2010年第1期。
参见郭华：《鉴定人与专家证人制度的冲突及其解决——评最高院有关专家证人的相关答复》，《法学》2010年第5期。
参见卢永红：《论专家证人——美国专家证人制度的启迪与中国司法现实的思考》，《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参见克劳思·罗科信：《
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
参见松冈义正：《民事证据论》，张知本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蔡墩铭：《刑事证据法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94页。
参见徐昕：《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参见理查德·梅：《刑事证据》，王丽等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页。
参见迈克尔·H．格莱姆：《联邦证据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4版，第276—280页，第252页。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案解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05—406页。
参见《陈锥、陈彦诉福州市公安局马尾分局滥用职权、侵犯人身权、财产权案》，http：／／www．110．com／Panli／panli_26166．html，2010—10—18。
参见《方金凯诉同安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2期。
最高人民法院：《对网民31个意见建议答复情况》，http：／／news．163．com／09／1223／16／5RS07NDG000120GU_2．html，2010—10—18。
参见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See People v.Lee，750 N．E．2d 63（NY Ct．Appeals，May 9，2001）．
转引自约翰·W．斯特龙：《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关于公开的司法批评对于遏制专家倾向性的作用，波斯纳曾作过详细的论述。参见理查德·A.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徐昕、徐昀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156页。
例如，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知识产权案件时虽然采用了专家证人，但该案的审判长明确表示，由于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专家没有证人的名分，因此，专家的意见最终是否被采纳从判决书中根本看不出来，法官也不必在判决书中分析专家的意见正确与否．参见倪立婧、心平：《专家可作为证人出庭》，《厦门商报》2009年5月6日。
关于要求证人对案件情况的知悉是在诉讼开始之前的观点，参见龙宗智、杨建广：《
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罗纳德·J，艾伦、理查德·E．库恩斯等：《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张宝生、王进喜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版，第7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