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塑商法品格，实现由“个性”向“共性”的转换
市场经济的同构性，决定了商法具有天然的国际性品格，而全球化市场的发展，商法建构的全球化意识，更加凸显了这种品格。在商法领域强调的是“共性”，而不是“个性”或“特色”，要确证一国商法的适时性、现代性，就必须实现由“个性”向“共性”的质的飞跃。就我国商法而言，要实现这种飞跃，途径有二：一是移植，即在主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法律制度，使之成为我国商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纳入，即有选择地纳入国际通行的惯例与规则，将国际规则国内化。
对移植与纳入的重要性，我国法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但是在移植与纳入的实践中，我们仍然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防止盲目国际化与西方化。二是消除实践的惰性。
（二）建构商法规范，实现由“规范无力”向“规范有效”的转换
博登海默曾指出：“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是这样一些法律制度，它们的特征是将僵硬性与灵活性予以某种具体的、反论的结合，在这些法律制度的原则、具体制度和技术中，它们将稳固的连续性的效能同发展变化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在不利的情形下也可以具有长期存在和避免灾难的能力。”[12]
显而易见，我国商法还未能达到博登海默所描述的状态。如前所述，我国的商法规范还十分粗疏，同时带有浅尝辄止的特征，而对于正在践行法治及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我国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加理性、更加确定以及更具弹性化的商法规范。
首先，在立法模式选择上，应注重超前立法的运用，强化商法的理性表达。就立法模式而言，立法者有三种选择，即滞后立法、同步立法与超前立法。三种立法模式在实质上并不存在孰优孰劣，只要应用得当，均能实现法律效益的最大化。对其区别可从不同角度认识，就其表达的侧重点来看，滞后立法强调对过去经验的表达，同步立法强调对现实关系的及时反应和适时调整，超前立法则强调对未然及变动的社会关系的预测，侧重理性的表达。从适用时机看，滞后立法适用于社会关系稳定发展时期，适宜“求稳”；而超前立法则多适用于社会变革时期，适宜“应变”。
综观我国商事立法，我们过多采用滞后立法模式，过分强调对“经验”的总结，而忽略了法律的理性表达，这显然与全球化变革时代的要求不相协调。全球化变革时期法律发展的鲜明特征应当是，注重理性，具有前瞻性，强化引导与塑造功能。由此可见，在我国商法建构中，应尽快摆脱“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成规信条的束缚，克服惯常的“知性思维”与“经验立法”的弊端，加强超前立法，使立法具有时代性和超前性。事实上，许多立法活动，尤其现代商事立法，都不容许人们有充分经验以后才进行。但是，在运用超前立法时要采取必要措施兴利除弊，克服其局限性。从立法技术的层面看，应注意以下问题：（1）准确把握超前立法的度，使立法建立在科学、客观的前瞻基础上；（2）应采用柔性相对大的规范（如法律原则性的规定），以便为将来法律发展与实践留下余地。有学者指出，注重法律原则是立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重大转变，是超前立法的显著特征。[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