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行政法判例作用明显，中国行政法司法解释是法源。中国的司法解释以条文的形式出现，在实践中也是法源，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共98条，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与《行政诉讼法》有着相同的使用率。日本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实践中发挥着先例的作用，同时也成为学者们理论研究的重要素材，有时判决中的判词进入日后修改的法律之中。
二
存同求异、取长补短是中日行政法交流的宗旨之一。在富有成效的交流中，中日行政法大体呈现如下趋同现象。
保障人权成为中日行政立法的最高宗旨。中日两国都有过较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官本位思想存在于社会之中。但人类社会在经历资本主义、两次世界大战后，在满怀期待地跨入新世纪的过程中，人权观念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保障人权成为立法（含行政立法）的最高宗旨，中国亦是如此。《行政处罚法》（1996年）是我国行政立法史上明显彰显人权保障的开始，而后的《行政许可法》（2003年公布、2004年实施）对此予以了延续，2004年“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宪法之后，加速了人权观念的张扬，审议中的《行政强制法》、即将启动审议工作的《行政程序法》更会彰显这一宗旨。以前的行政立法都由行政机关的某个主管部门负责起草，常常过分体现部门利益。现在的行政立法有时由专家学者组成的立法小组具体实施，或者在行政机关主导的立法中专家学者的声音得到了加强。处于中立立场、具有较深人权观念的学者为保障人权宗旨的彰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即使在今日中国，官本位思想还是很严重，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对人权理念构成了重大威胁。为维护保障人权在行政立法中的最高宗旨地位，除不断加强专家立法、公众参与立法，削弱部门立法之外，还主要要从宏观层面构架更为民主的制度，让官本位现象逐渐消退。
行政程序法、部分法成为中日行政法建设重点，行政法体系日趋完善。二战以后，程序正义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高扬，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制定了《行政程序法》。日本也于1993年制定了行政程序法（1994年实施），该法一直受到法学界的重视，在修订（大小已有6次修订）中不断完善。程序正义观念在中国行政法学界起步较晚，经过近十多年来的倡导，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行政程序法》的专家意见稿已经提交到全国人大的相关部门，据悉有可能比原计划提前启动审议工作，作为地方程序立法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已经实施。近十年来，日本制定了信息公开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国立大学法人法、公文书管理法等，修改了城市规划法、土地征收法等，部门法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此时，中国也致力于信息公开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土地法、城乡规划法等部门法的建设。行政程序法、部门法的建设促进了行政法体系的完善。行政程序法建设的阻力还是来自行政机关行政程序观念的淡薄。行政机关仍然在片面地理解行政程序和行政效率，只将效率理解在行政行为的作出的时候，不将其理解在行政行为目的实现的时候。要克服此阻力，还得加大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引导，出台相应的奖惩制度和措施。部门法建设的阻力主要来自部门利益的维护和争夺。要克服此阻力，就得不断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完善行政组织法律制度，还得从微观层面（“小金库”问题、干部考核制度）减少部门利益、减少看似是部门利益而实质为某些人利益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