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再审事由上的差异。
从再审的事由来看，大陆法国家的立法内容偏重于实体性事由。相较于英美国家而言，大陆法国家的再审制度受到更多的重视，在立法上的篇幅也较多。可以说，大陆法国家对于再审程序的重视和关注，仅次于我国。我们知道，大陆法国家实行三审终审制，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而在大陆法国家依然那样重视再审程序，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究其原因，不外在于对私权给予充分的程序保障。这一点从其在审理理由的设定中可以看出来。从德国、法国、奥地利、日本等大陆法国家的民事诉讼立法看， 其关于再审事由的设定显然是以实体性理由为主体的[2]。
大陆法国家的立法例较之我国而言更加重视程序事由的再审作用，但较之英美而言，则明显地带有实体倾向性。正是这种再审事由上的实体倾向性，我们方认定大陆法国家的再审程序属于私权保障型的模式范畴。
英美的再审事由具有程序违法的倾向性。美国规定了两种类型的再审制度，一是重新审理（newtri-al）制度，另一是再次审理（retrial）制度[3]。重新审理制度是在陪审团做出的裁决或法院做出的判决被登记后的10日内，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把事实的全部或一部分重新提交原审同一法院进行的开庭审理；再次审理则是在判决生效后所实施的重新审理。无论是裁判生效前的重新审理还是裁判生效后的再次审理，从其规定的法定事由来看，其程序性事由皆占据主导位置。从英美对抗性的诉讼模式来说，也可以看出程序性事由是其民事再审程序得以启动的根据所在。在对抗性的诉讼模式中，双方当事人处在平等者的诉讼位置，利用诉讼规则所赋予和保障的程序武器，进行公平的对抗和论争，从而通过诉讼程序追逐对己有利的诉讼利益和实体利益。因此，程序的公平性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在这一点上出现了程序不公或者程序扭曲的现象，则诉讼的结果必然不能为当事人所自愿接受。这就需要通过再审制度来予以事后的补救，程序的补救便成为再审制度的主要功能。从再审事由的程序倾向型抑或实体倾向型，可以看出再审制度的类型归属。
其三，再审方式上的差异。
在大陆法国家，再审之诉是其惟一的法律表现形式，而在英美，如同上述，其再审方式则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其既有生效裁判做出前的申请再审，也有生效裁判做出后的类似于大陆法国家那样的再审之诉，二者的用语也不相同。
由此可见，两大法系国家在再审程序上具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其诉讼制度价值目标上的分歧。了解这种差异对完善我国再审制度具有启发意义。
启发之一：在再审程序中，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性，将当事人的申诉权转变为诉讼权。再审程序在我国一向较为发达，自古及今绵延不断，甚至愈演愈烈；然而衡之以诉讼法理，我国的再审程序更多的带有政治色彩，而欠缺诉讼色彩。也就是说，它是自上而下地启动和运作的，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私人意见仅仅是这个复杂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这个环节往往是不起眼的，有时甚至是被忽略不计的。在82年的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和诉讼外的任何人一起，对诉讼结果共享对之不满意的申诉权。学理上已经对此充分论证过，这种申诉权是一种宪政意义上的民主权利，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诉讼权利，因为它缺乏与之相密切配合的诉讼程序，因而它缺乏诉讼的制度保障。缺乏制度保障的权利显然不属于真正的诉讼权利。到了1991年的现行民事诉讼法，申请再审权取代了申诉权，再审诉权似乎受到了立法者的关注和保护。然而，不用作过多地分析和论证，就不难发现它与申诉权原本是如出一辙的，相反其范围和效用还受到了更多的限缩。与之有别，大陆法国家是利用再审之诉来作为再审程序的存在根据的，而再审之诉是一种切实的诉讼制度，再审诉权构成整体诉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根据大陆法国家的理论，诉权是用来维护私权的，因而再审诉权的功用也不外在于保障私权[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