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法大学古籍保存本书库中，笔者看到一份与沈家本奏进稿明显不同的《法院编制法》稿本。该稿本封面题名《法院编制法最初之稿》，分16章，加上附则共177条。各章分别为：第1章“审判厅总则”（第1-12条），第2章“乡谳厅”（第13-19条），第3章“地方审判厅”（第20-30条），第4章“地方审判分厅、地方巡审厅、地方巡审司及巡审官”（第31-42条），第5章“高等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分司及高等巡审司”（第43-59条），第6章“大理院、大理院分司及大巡审司”（第60-77条），第7章“大检察厅”（第78-91条），第8章“承审官及检察官”（第92-114条），第9章“书记课、会计吏及翻译”（第115-127条），第10章“执达吏”（第128-136条），第11章“庭丁”[5]（第137-138条），第12章“审判庭之用语、法庭之开闭及其秩序”（第139-153条），第13章“审判之评议及言渡”（第154-159条），第14章“司法年度及休假”（第160-164条），第15章“法律上之共助”（第165-166条），第16章“司法行政之职务及监督权”（第167-176条），附则（第177条）。[6]
根据该稿本的章节安排和内容设计，可以判定其为《法院编制法》的早期稿本无疑。从章节的划分方面看，该稿多数章节与沈家本正式奏进的《法院编制法》稿本重合，唯一的区别是本稿以两章分别规定“地方审判厅及其分厅”和“巡审厅”，而奏进稿将此二章合并成为一章。从具体规定方面看，该稿比奏进稿稍稍繁琐——多出37条；而相关条文，多数仅有细微的文字差别。因此，该稿本封面的标题应当值得相信。
在《法院编制法最初之稿》的封面上标明了该稿的作者：“冈田朝太郎创稿，曹汝霖译，沈家本、刘若曾同订”。这几个作者，我们都不该感到陌生。冈田朝太郎，法学博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日本刑法学界的权威学者。1906年9月，冈田朝太郎受清政府聘请到修订法律馆任职，合同期三年。在1906年9月之后的10年里，冈田朝太郎除了在修订法律馆担任顾问外，还曾担任京师法律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教授等职。曹汝霖，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法学院，回国后曾参与丙午官制草案的修订；官制改革后，在新成立的外务部担任主事，1907年11月25日，经沈家本奏调到修订法律馆办事，同时在宪政编查馆任编制局正科员。根据曹汝霖本人回忆，在筹备立宪时期，他与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四人，“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戏称为‘四金刚’”。[7]而沈家本、刘若曾二人当时分别在大理院正卿、少卿任内。
以这样的作者构成，人们很容易想到日本法律对该稿本的影响。查对当时生效的日本《裁判所构成法》，这种联想立即得到了印证。日本当时的《裁判所构成法》分为四编，加上附则共144条，其内容包括：第一编“裁判所及检事局”（第1-56条，包括总则、区裁判所、地方裁判所、控诉院和大审院5章）、第二编“裁判所及检事局之官吏”（第57-102条，包括为判事必须之准备及资格、判事、检事、裁判所书记、执达吏和庭丁6章）、第三编“司法事务之取 ”（第103-133条，包括开庭、裁判所之用语、裁判所之评议及言渡、裁判所及检事局之事务章程、司法年度及休暇、法律上之共助6章）、第四编“司法行政之事务及监督权”（第134-143），最后是“附则”（第144条）。[8]将该法章目与上文介绍的《法院编制法最初之稿》稍作比较，便很容易发现二者存在大量雷同之处。实际上，除了舍弃“编”而直接以“章”作为一级子目外，《法院编制法最初之稿》的结构安排与日本《裁判所构成法》基本一致；在内容方面，《法院编制法最初之稿》的多数条文均可在日本《裁判所构成法》中找到类似表达。更重要的是，《法院编制法最初之稿》确立的四级三审制、乡谳厅与地方审判厅共同行使初审权的初审管辖权分配制度、审判厅内附设检察厅的审检同署制，都与日本《裁判所构成法》的相关规定如出一辙。此外，日本《裁判所构成法》第31条规定，地方裁判所可在辖区内交通不便之处设一至二处“支部裁判所”，这一做法亦被《法院编制法最初之稿》借鉴，只是其范围扩大到了地方审判厅以上的各级审判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