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经上级侦查首长或司法官同意并授权。例如，针对控制下交付，法国刑事诉讼法在第16编“毒品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第706条（32）中规定，经共和国检察官和预审法官的同意并授权，司法警官取得、拥有、运输、寄送或交付毒品给犯罪行为人或贮存、保留毒品的，均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7]再如，对于卧底侦查，依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之内规，卧底侦查员所进行的侦查行为，必须经过审查委员会严密的监控，此举旨在防止卧底侦查员不当从事犯罪活动。如果是卧底侦查员个人之犯罪，可能会被追诉，而在审查委员会严密监控（同意）下所进行的犯罪活动，若不违背法律规范保护目的，则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8}（P.194）。
（二）不得产生过高的道德成本
侦查之目的在于查明案件、查获证据，以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秩序稳定，为此，应当适度容忍侦查机关采用侦查谋略。然而，侦查的上述目的并非绝对，至少，侦查机关不能为了实现所谓的侦查目的，而不择手段、不问是非、不计成本地实施侦查谋略。相反，侦查谋略的实施应当受到基本的道德约束，而不能让社会为此支付高昂的道德代价。为控制侦查谋略实施中的道德成本，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底限不得突破：
1.不得任意扩大适用范围
控制侦查谋略实施的道德成本，首先在于合理控制侦查谋略尤其是那些争议性较大、可能产生较高道德成本的侦查谋略的适用范围。原则上，侦查谋略的适用并无范围（适用对象、案件类型等）上的限制，但是，对于那些因带有威胁、引诱、欺骗性质而颇具争议，且“杀伤力”较大、可能产生较高道德成本的侦查谋略，仍必须适度控制其适用的范围。
美国学者Sissela Bok曾经从哲学的角度指出，一般而言，人的欺骗行为在两种情形下方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其一是紧急原因下说谎最具正当性，例如当生命受到紧急危难，而说谎可以解除该危险，此种类型的说谎不会导致说谎者有爱说谎的倾向，也不会因此而鼓励他人说谎，故有正当性；其二是对公开宣布之敌人说谎也有正当性，因在此情形，个人偏见及错误可能性减到很低的程度，而且不能期待敌人诚实以对，只能以说谎方式来使原本不正之事情变得公正，故在此情形下之说谎也有正当性{9}（P.216—217）。其实，上述论点不仅适用于欺骗行为，对于刑事司法程序中侦查机关采用的威胁、引诱、欺骗等侦查谋略同样适用，可资借鉴。具体而言：
（1）非“紧急原因”不得适用。何谓“紧急原因”？笔者理解，一是刑法保护的重大法益遭受现实的威胁，例如侦查员或公民的生命和重要财产遭受威胁；二是采用常规侦查手段难以实现侦查目的，迫不得已，侦查机关只能采用带有威胁、引诱、欺骗性质的侦查谋略，如果采用常规的侦查手段，可以达成侦查目的，则侦查机关不得动用带有威胁、引诱和欺骗性质的侦查谋略。这也符合比例原则之要求。
（2）非“公开之敌人”不得适用。台湾学者吴巡龙曾根据Bok的观点联系刑事司法实践提出：“因警察所侦查之对象可能很广泛，而公开宣布之敌人之范围不宜过广，否则容易导致警察以钓鱼式随意使用不诚实方法侦讯，产生滥权，故解释上并非每一位被侦查对象都是公开宣布之敌人，而应该是对于有相当理由怀疑其为犯罪之人才是公开宣布之敌人。”{9}（P.217）根据笔者的理解，所谓公开之敌人，一是指重大犯罪之嫌疑人，二是指有重大犯罪嫌疑之人。吴巡龙先生仅仅指出了后者，其所谓的“有相当理由怀疑其为犯罪之人”，实则就是有重大犯罪嫌疑之人。但除此之外，还应当将“公开之敌人”限定为重大犯罪之嫌疑人，一般的轻罪或轻微犯罪的嫌疑人，均不得视为公开之敌人，因而不得动用那些带有威胁、引诱和欺骗性质的侦查谋略。这也是为何德、法等法治国家通过立法明确划定卧底侦查、诱惑侦查、控制下交付等侦查谋略适用的案件范围的原因所在。
2.不得使社会“受到良心上的冲击”
在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在判定欺骗等侦查谋略使用的合法性时普遍采用一项标准，即欺骗等方法的运用不能使社会和法庭“受到良心上的冲击”，或者“使社会震惊”，“使社会不能接受”{7}（P.275）。我国一些学者也提出借鉴该标准{1}。然而，究竟何谓“使社会和法庭受到良心上的冲击”或者“使社会震惊”，“使社会不能接受”的方式？由于国外判例法的特点，往往仅仅例举了诸如“警方审讯人员为了获得嫌疑人的供述，装扮成监管所的牧师；或者审讯人员为达目的，非法作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等个例{7}（P.275）。然而，例举永远不能穷尽所有选项，在具体司法实务中，侦查机关设计和采用的侦查谋略往往多不胜举，很难一一套用上述个例进行评判。显然，我们需要更为明确的、具可操作性的评判标准。根据笔者的理解，所谓不能使社会和法庭“受到良心上的冲击”，或者“使社会震惊”，“使社会不能接受”的方式，主要就是指侦查谋略之实施不得违背宗教伦理、职业伦理以及家庭人伦，以及不得有损那些具有社会公信力的基本制度面。具体而言：
（1）不得违背宗教伦理、职业伦理以及家庭人伦
宗教伦理、职业伦理以及家庭人伦，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和道德规范，是人类社会组织化、有序化的基础，理应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美国学者乔恩·R·华尔兹在论述夫妻、律师、神父以及医生等守秘特权的正当性基础时曾经指出：“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扞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5}（P.240）。这一论述其实同样可以作为我们处理侦查谋略与宗教伦理、职业伦理以及家庭人伦之关系的基础。换言之，较之于追究和惩罚犯罪的个案正义，这些社会基本伦理和道德规范所代表的社会利益，显然具有更高的价值位阶。正是由于社会极度重视这些伦理关系，认为它们是维系一个正常社会组织化、有序化的基础，因此，宁愿为了扞卫这些伦理关系而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证据）。也因为此，侦查机关不得以违背宗教伦理、职业伦理以及家庭人伦的方式来设计和运用侦查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