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官员，由于官员是公众人物，当然构成新闻侵权抗辩事由。我国已经有若干官员提出过侵害名誉权的诉讼，多数被驳回，但确有少数案件法院的判决不正确。广东省有一个法院的院长，在洗头房进行不当行为后，让当事人为其付费，被当事人拒绝。该当事人向广州某媒体请求援助，该媒体进行报道批评，该院长起诉后，法院竟然判决媒体败诉。这是典型的错案，不过这已经是十几年以前的案件了。事实上，官员已经有国家的公权力在保护自己，即使媒体对其批评不正当，应当有容忍的义务，除非批评具有明显的恶意。有人主张官员也是人，应当同样保护，是没有道理的。
（八）批评公权力机关
批评公权力机关，也是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对于法人的诽谤，必须具有必要的条件。按照美国的经验，发布有关法人的诽谤性事项，符合下列规定之一者，应对该法人负责任：（a）法人如为以营利为目的，其所发布的事项欲使其营业受到侵害或阻碍他人与其交往；或者（b）法人虽非以营利为目的，但依赖社会大众的财政上援助，而其发布的事项欲借社会大众对其评估的侵害而干预其活动[17]。公权力机关当然是法人，但是，按照我国宪法规定，我国的公权力机关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新闻媒体进行监督，开展新闻批评，是依法行使新闻监督的权利，即使存在过失，造成批评的事实失实，新闻媒体也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尽管都是法人，都享有《民法通则》规定的名誉权，但是，这些机关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也不是依赖于社会大众的财政支持，不能利用名誉权而拒绝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如果公权力机关动辄以侵害名誉权而追究民众的责任，追究新闻媒体的责任，则是拒绝监督的表现。对此，我国法院判决的某些案件是不正确的。典型案例是深圳市××区人民法院诉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侵害名誉权案，认为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对其报道造成了该法院的名誉权损害，要求对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结果是，法院真的就判决民主与法制杂志社败诉，责令对该法院承担新闻侵权责任。这是一个毫无道理的判决[18]。对此，学者指出：自1994年至2001年，发生了14起法院或者法官状告媒体的案件，“法官处于居中裁判的地位，就像是一场足球赛中的裁判。现在，‘裁判’下场‘踢球’了，这正是笔者所说的‘最奇特’之处”[19]。确立批评公权力机关为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就是为了制止”裁判“下场”踢球“现象，给媒体以免责的特权。
因此，可以确定，批评公权力机关，是新闻侵权抗辩事由中的完全抗辩，以此阻却公权力机关拒绝批评的新闻侵权请求权，给媒体和公众以“更大的喘息空间”。
（九）公共利益目的
公众利益目的，是新闻侵权抗辩的一个重要事由，能够全面对抗新闻侵权请求权，是完全抗辩。特别是在批评性的新闻报道中，公共利益目的完全可以对抗新闻侵权请求权，免除新闻媒体的侵权责任。在《民法通则》实施之初，北京某报纸曾经刊载一幅批评照片，是一个人在北京动物园前翻身跳跃马路中间护栏的形象。被批评者向法院起诉，认为侵害了其肖像权，追究媒体的侵权责任。法院认为这个批评报道具有公共利益目的，判决不构成新闻侵权。我们在起草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中，提出的“正当行使舆论监督权”或者“正当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20]，就是指为了公共利益目的。
公共利益目的，就是关系到不特定的多数人利益的目的。以此作为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应当具备的要件是：（1）须具有公共利益目的。媒体发布一个新闻报道，进行一个新闻批评，或者使用一幅新闻照片，须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而不是其他不正当目的，更不得具有侮辱、诽谤或者侵害他人人格权的非法目的。（2）须没有有损于他人人格的语言和言辞，不得借公共利益目的之机而侮辱、诽谤他人。在关于偷拍、偷录的新闻报道是否构成新闻侵权的问题上，公共利益目的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抗辩事由。有人反对公共利益目的是偷拍、偷录的合法抗辩理由，认为即使是为了公共利益目的，进行偷拍、偷录也构成新闻侵权。我反对这样的意见。如果是真正出于公众利益目的而进行善意批评，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偷拍、偷录，用于揭露社会阴暗面，批评社会的负面行为，不能认为是新闻侵权。对此，我曾经专门研究过偷拍、偷录的合法性问题，可以参考[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