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规约对房屋受让人具有约束力
规约对于直接从开发商手中购买一手房的业主以及从其他业主继受取得二手房的新业主都具有拘束力。规约约束规约缔结时的业主，其法理依据在于业主人头多数决与面积多数决的双重物权民主机制。规约也约束并未参与管理公约缔结的新业主。其法理依据在于，新业主从前手继受取得二手房时不仅取得了对二手房的物权，而且概括继受了前手作为业主的法律地位或资格。既然前手的业主地位和资格中包含遵守规约的义务，后手当然应当履行该义务。该观点可概括为业主地位移转说。在公司法框架下，股权受让人虽非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者，但由于受让了前手的股东资格，当然继受前手遵守章程的义务。由此可类推，受让人在受让房屋之初已默示承诺接受前手参与制定和修改的规约。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物权编条文修正草案第799条第6款也确认了规约对区分所有建筑物受让人的拘束力：“区分所有建筑物之所有人间依法令、规约或约定所生之权利义务，继受人应受拘束。但特定继受人对于规约或约定之内容，以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为限。”[8]由此可见，规约对继受人生效的前提是规约已经获得登记的公示，或虽未获得登记的公示、但继受人对规约内容明知或应知。
（三）规约对物业服务企业具有约束力
《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虽然明确规定规约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但规约对物业服务企业是否具有约束力，则语焉不详。例如，《物业管理条例》第36条第1款虽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但也未触及规约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拘束力问题。
物业服务企业既然与全体业主立于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之中，则受《合同法》总则的调整，似乎不必遵守业主群体的意思自治文件。但问题在于，物业服务企业在为多数业主提供物业服务时，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之间会存在利益冲突。倘若物业服务企业在提供物业服务时漠视规约的内容及其背后的主流价值观，就无法为广大业主提供满意的物业服务。因此，从物业服务企业接受委托的法律事实本身可推定其作出了遵守规约的默示承诺。
无论从圆满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角度看，还是从缓解当前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尖锐对抗的矛盾的角度出发，物业服务企业都必须遵守和落实规约。毕竟，接受委托而提供物业服务是一种诚信密集型、风险密集型的商事活动。物业服务企业本应在接受委托之前对规约作出必要的审慎调查，而取得并知悉规约内容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当然，倘若物业服务企业不愿接受规约的拘束，也可放弃提供物业服务的商业机会。对此可采取举轻明重的解释方法。例如，《物业管理条例》第23条要求建设单位在物业销售前将临时规约向物业买受人明示，并予以说明；物业买受人在与建设单位签订物业买卖合同时，应当对遵守临时规约予以书面承诺。既然分散的买房者尚应对业已存在的临时规约作出遵守承诺，那些直接面对广大业主提供职业化、专业化物业服务的企业更应作出遵守承诺。
有人可能担心业主恶意滥用制定规约的话语权损害物业服务企业的权益。此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首先，规约的内容必须合乎法律和行政法规所保护的法意和主流价值观（包括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与强制性法律规范相抵触的规约条款无效。《物业管理条例》第17条第2款也明文要求规约尊重社会公德，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其次，对于内容存在法律瑕疵的规约条款，任何人（包括物业服务企业）均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规约条款无效确认之诉，且不受除斥期间的限制。遗憾的是，《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并未规定人民法院对瑕疵规约的司法审查机制，亦未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的请求权。建议立法者修改《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时补阙这一立法漏洞，以充分维护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