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过个案事实审查以确定行为人的行为能力之范围
首先，可以依据和承认精神病人残余的意思能力的客观事实，充分尊重本人的自主决定权。由于不同的意思能力欠缺者，在智力发育程度、精神状态、身体状况、自我保护能力等方面千差万别，确认每个人残余的行为能力的质和量，“最可靠的认定方法是个案审查”，即应具体就个人所为之行为决定其有无，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分别确认其行为能力。在保留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基础上，对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进一步划分，例如，为重大法律行为的能力、为常见法律行为的能力；再如，结婚能力、财产管理能力、缔约能力、遗嘱能力、赠与能力、诉讼能力、作证能力，对行为能力的细分旨在对个人残留的意思能力的充分尊重，对此，美国的法官认为，一个无缔约能力之人却具有遗嘱能力，因为遗嘱能力对意思能力的要求标准低于赠与能力和缔约能力，而结婚能力又低于遗嘱能力。一位能力欠缺者在同一天可能没有遗嘱能力，但却具备结婚能力。这一规则也为我国司法实践所证实。据某报载，一个患有老年性痴呆的老人生前立有遗嘱：大意是个人住房由其妻继承，存款则由养女继承。养女认为养父因患有痴呆症，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遗嘱无效，起诉到法院要求按法定顺序继承。老人配偶拿出老人生前的书法作品等证据，证明其有民事行为能力，主张遗嘱有效。法院经审理认为，老人虽然患老年性痴呆，但通过书法习作和作品获奖等情况，能够证明老人有遗嘱能力，但无财产管理能力。故遗嘱有效，乃驳回了原告养女的诉讼请求。这说明，通过个案审查，对行为人的具体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维护了所谓的“无行为能力人”的自主决定权。
其次，我国已具备个案审查的制度基础，各个领域之间是兼容的。例如《民法通则》第13条第2款规定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合同法》也进一步规定（包括最高法院对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司法解释）：限制行为能力人仅仅丧失了“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它法律行为则可以由本人单独实施。至于哪些法律行为受到限制，我国并没有对此进行列举，而是赋予法官一定的裁量权，在具体案件中行为人有无能力实施该法律行为，由法官依职权判断。这种立法模式实则与个案审查无异。
再次，司法实践已证实，在法院受理的申请宣告案件中，多数纠纷系对特定能力（合同能力、婚姻能力、遗嘱能力、诉讼能力等）有争议，鲜有独立申请宣告“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对这类纠纷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绝大多数起诉的内容系作为本诉的附带程序而申请宣告的。换言之，当事人的申请一般是就行为人的特定行为，如诉讼能力、遗嘱能力、合同能力等申请司法鉴定，并且，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的数量逐年上升。至于有学者质疑个案审查的可行性，担心将带来举证的难题。这种担心不无理由，但是，在增加司法操作难度和尊重精神病人的自主权之间，从价值判断上看，后者的价值层次显然高于前者。因为后者代表了保障个人自由、尊重个人自治，前者代表了效率，个人自由是法律的更高价值。况且前者可以通过完善立法或司法技术加以解决。目前，日、法、德、奥等国通过成年监护制度改革已经解决了此问题，可供我国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