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案是美国国内法院对于在国外发生的、不涉及美国公民的人权侵害进行的审判和裁断，是美国人权观念的一种反射。在本案中，法院将《世界人权宣言》作为其审判根据之一，承认了习惯国际人权法的存在，承认了酷刑禁止的国际强行性，进而承认了酷刑禁止的普遍管辖权，是本案最大的意义所在。
国际社会目前已经对预防、惩治酷刑的规范达成了许多共识，如普遍管辖、或起诉或引渡、禁止酷刑义务的非克减性、排除酷刑所得口供的定罪证据效力，等等。此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67年实施“1235程序”、“1503程序”、1970年设立允许对个人申诉进行秘密调查的程序、以及1985年设立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这些措施对保证国际社会联合禁止酷刑现象非常有利。基于此，不少国家也以不同形式将有关反酷刑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各国在惩治、预防本国酷刑犯罪方面必须遵循的义务内化到本国法律之中，从而实现国际义务与国内法律的接轨，使国际反酷刑规范的落实具有国内法的依托，如斯里兰卡的《反酷刑法》，日本刑法中规定的“酷刑罪”等。国际社会这一切努力表明，“尊重人的尊严的价值在重要性上要远远超出对酷刑所做的任何辩解”{7}，禁止酷刑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恒久话题。
【作者简介】
赵琪，单位为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注释】公民创议权也称创制权，于1847年瑞士联邦
宪法确立。主要是针对公民全部或部分修改
宪法条款所提出的建议，这一原则今天依然是瑞士政治体制的基石。2000年的瑞士联邦
宪法仍然确立了公民的这一权利，第
138、
139条规定“十万有表决权的瑞士公民，可在正式公布其创议的18个月内，提出全部或部分修订联邦
宪法。“2004年2月8日的联邦
宪法修正案规定：“十万有表决权的瑞士公民，可在正式公布其创议的18个月内，以整体建议的形式要求修改可废除联邦
宪法或者法律的条款。”将公民创议权扩展至
宪法以外的法律。
See Volksinitiative, supra note 15, at 1489.
See Switzerland Constitution 1999, Art. 25&139；Amendment 2003 & Amendment 2004.
参见《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3条第1款。
《1929日内瓦第三公约》第21条规定了对战俘的待遇适用等级对等原则。国家限制对战俘的不人道的对待，其目的是为了确保本国士兵的待遇。See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Geneva, 27 July 1929, Art. 21, the Convention can be received from ht-tp://www. icrc. org/ihl. nsf/FULL/305? OpenDocument.
参见《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75条第2款以及《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第4条第2款。
2006年3月15日，联大以170票支持、4票反对和3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建立人权理事会（the Human Rights Council)，取代了人权委员会。
参见《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第3、7、8、9、11条之规定。
《禁止酷刑公约》第1条。
参见《禁止酷刑公约》第10至15条。
法泰尔(Vattel)在其名著《国际法》中指出：“如果这种法律（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它所设立的义务是必需的和不可缺少的，国家就既不能通过协议改变它和在行动中规避它，也不能相互解除履行这类义务的责任。”他的继承者布伦茨奇和霍尔发展了它的理论：人道主义规则和基本道德准则是绝对理性法则，具有强行性。参见万鄂湘著：《国际强行法与国际公共政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参见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另外条约法第三任特别报告人瓦尔多克（Waldock)也持此种意见，参见万鄂湘著，《国际强行法与国际公共政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See Vol. II, ILC Yearbook（1966)，pp. 247-248.
See Anne-Marie Bolin Pennegaard, Article 5，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Ed.，Eide et al, Martinus Nijoff Publishers, 1999,p. 124 and House of Lords Decions of 24 march 1999 Pinochet．转引自 M.凯依若姆，L．伊尔凯尔著，任进译，毕小青校，《国际禁止酷刑工作的新动向》，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第3期。
See Prosecutor v. Anto Furundzija, Case No. IT-95-17/1-T,（ICTY trial judgment,10 December 1998)．Para. 135,144,148,155&156.
See Prosecutor v. Anto Furundzija, Case No. IT-95-17/1-T, (ICTY trial judgment,10 December 1998). Para. 163．以及1995年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报告中也指出，“根据国际人权法强奸应视为酷刑的一种形式”。参见丹尼尔·奥唐奈著，《联合国人权机制适用国际人道法的几点趋势》，载于《红十字国际评论》,1998,(324):488。
See Filartiga v. Pena-Irala, 630 F.2d at 880, 8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