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提及，笔者曾经撰文探讨过无权处分的问题，[5]但当时尚未对物权行为理论形成比较成熟的看法，所以认可了债权形式主义模式的通说地位，并以此作为立论前提，没有去考虑物权合意是否也应当作为物权变动的要件(尽管这一点并非该文的讨论对象)。笔者当时实际所持的观点，就像王轶教授后来所说的那样，认为债权形式主义与物权形式主义之争乃是一个“解释选择”的问题。[6]现在看来，尽管笔者认为该文的结论(处分权是物权变动的要件，不应影响债权合同的效力)仍然妥当，从这个角度所展开的分析大体上仍可成立(并没有去触碰物权意思表示的问题并加以赞同或者反对)，但是，这至少大大限制了结论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所谓的“基于债权行为的物权变动”，这也导致了文中对“处分权”的界定不够妥当。如果让笔者现在来重新表述对无权处分问题的见解，并且不局限于对《合同法》第51条的解释，那么可以这样来说：凡依当事人的意思而使财产权利变动的，均须以处分人有处分权作为权利变动的要件(这是一个较为笼统的说法)；或者，处分人有处分权是处分行为的生效要件之一(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法，包含了承认处分行为和物权行为理论的意思)。
三、意思主义模式分析：债权意思主义还是物权意思主义
《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变动模式中，采取意思主义的场合相当之多。这里分别将其列举出来，并且辨明其到底是债权意思主义还是物权意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纯粹的债权意思主义和修正的债权意思主义的差别在于，后者像物权意思主义一样，承认物权的变动乃是物权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只是否认其构成单独的法律行为，认为它只可能与债权意思表示一同为之而已，而前者认为物权的变动乃是负担债务之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
1.地役权的设定[7]
《物权法》第158条规定，地役权自地役权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从公示方法来看，是否登记不影响地役权的设定，只是关于对抗效力的规定，可见并没有采取形式主义，而是采取意思主义之下的公示对抗主义。
那么，这里是物权意思主义还是债权意思主义?这就要分辨，作为使得地役权发生之原因的法律行为中，所包含的意思表示到底是何种性质。
关于性质问题，我们对比一下三种解释方案：(1)供役地权利人负担了使需役地权利人取得地役权之债务；(2)供役地的权利人负担了使需役地权利人取得地役权的债务，并且同时(逻辑上的1秒钟之后)，双方又发生了关于使需役地权利人取得地役权的合意，从而构成对前述债务的履行；(3)供役地权利人并没有负担上述债务，而是让需役地权利人直接依双方之合意而取得地役权。
第一种方案是纯粹的债权意思主义。它面临的疑问是：既然是设定了债务，下一步就要看是否发生了履行。但就地役权而言，显然不存在进一步履行的问题。如果按照王轶的见解，似乎可以将地役权的发生理解为债权合同的法定效果，似乎也无不可。但问题是，正如本文前面所讲的，地役权合同也存在着并非发生于债权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可能性。如甲、乙约定，乙应当为丙设定地役权，甲则应当对乙支付某种报酬；进而，为了设定地役权，乙、丙嗣后订立了地役权合同从而使丙取得地役权。这是一个对第三人给付的合同，第三人既非债权意思表示的表示人，也不是债权人，如何来说明地役权合同中的设定地役权的意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