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研究港、澳、台刑法，也是大陆刑法学界与港、澳、台刑法学界相互进行学术交流的需要。近年来，在经贸交流，人员往来的同时，港、澳、台地区与大陆的一些专家、学者的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见多。就法学界的学术交流而言，交往的对象不同，其形式和特点亦有差异。香港法学界与大陆法学界的学术交流活动，既包括官方的、直接的形式，也包括民间的、间接的形式。这些学术交流活动，既可以增加法学界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又可以促进“一国两制”的平稳过渡。而台湾法学界与大陆法学界的学术交流，目前主要还是民间的、间接的方式进行的。因为海峡两岸目前在政治上还处于对峙态势，两岸法学界以官方的、直接的方式进行学术交流，还会受到台湾当局的种种限制和阻挠，尤其是两岸刑法问题，更是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我们大陆过去几十年中，也无人敢于问津台湾刑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确定以来，台湾问题也被纳入“一国两制”轨道，台湾刑法才成为法学研究的课题。台湾当局虽然有限制地开放了两岸人民的往来，终止了“戡乱时期”，并在其“国家统一纲领”中将“三通”列入中程目标，但是，从台湾当局公布的“两岸直航的问题与发展说明书”来看，它以“双方互不否认对方为对等政治实体”为先决条件，仍然表明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的政治对峙态度。因此，我们大陆法学界应以积极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加强台湾刑法的研究，扩展两岸刑法界的学术交流，沟通两岸学术界的思想及感情，消除两岸意识形态的抗衡乃至缓解两岸政治的对立，以促进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和海峡两岸的早日和平统一。
二、加强港、澳、台刑法研究的意义
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加强港、澳、台刑法的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首先，加强港、澳、台刑法的研究，有助于大陆借鉴港、澳、台刑法，修改、完善和创制刑事立法，更有效地保障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自1980年元月一日实施迄今，为保护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打击各种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犯罪现象亦更加纷繁复杂。为了顺应这种情况，准确、及时、有效地打击犯罪活动，保护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我国的刑法修改工作，已是势在必行，尤其是随着港澳主权的归期益近，“一国两制”将由构想成为现实，作为全国性刑事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更应当在其立法内容中，对这些重大客观情况有所反映。
对于大陆刑法的修改、完善来说，我们可以借鉴港、澳、台刑法中的某些相关规定，同时在刑法修改、完善过程中，也可以借鉴港台刑法中的某些立法例，补充或创制大陆新的立法规定。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在对贪污罪和受贿、行贿罪进行修改、补充、完善的同时，又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拥有非法所得财产的犯罪。关于“非法所得罪”的规定，就是借鉴香港现行刑事法规—《防止贿赂条例》第十条而创制的新罪名。再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在对拐卖人口的犯罪进行修改、补充、完善的同时，又创制了“绑架妇女儿童罪”的新罪名，而这一罪名，即类似于香港刑法和台湾刑法中的掳人勒赎罪。又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在对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罪进行修改、补充、完善的同时，又规定了“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非法提供毒品罪”等新的罪名，这些罪名，不但香港现行刑事法律中有明确规定，而且台湾现行刑事法律中也有明确规定。当然，一些外国的刑法如日本刑法等中亦有明确规定。如此等等。刑事立法的实践表明，当今世界，一国的刑事立法对别国的立法例的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而对我国大陆来说，借鉴港、澳、台的刑事立法例，无论是对于刑法的修改、完善，还是对于刑法的补充、创制，都显得更为直接、更为需要。这不仅是因为大陆与港、澳、台地区有着相同的文化传统，而且也是因为大陆和港、澳、台的刑法在“一国两制”条件下，都属于中国刑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加强港、澳、台刑法的研究，借鉴其刑法中的有关规定，有助于我国大陆修改、补充、完善或者创制新的刑事立法。比如，前述香港刑法中关于“拥有无法解释之财产”犯罪的立法规定，台湾刑法、香港刑法中关于毒品犯罪的立法规定，以及港、台刑法中关于“掳人勒赎罪”的立法规定，是我国在修改、完善或者补充、创制大陆刑事立法时，已经予以借鉴的。港、台刑法中的其他一些相关规定，我们将来也是可以借鉴的。例如，众所熟知，我国大陆刑法学界对于“贿赂罪”中“贿赂”的内容，目前认识不一，意见分岐，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高司法机关关于“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利益的，规定应以受贿罪论处，但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根据，等等，这些问题，港、台刑法中都有明确规定，例如，香港刑事法律《防止贿赂条例》中关于贿赂内容的规定；台湾刑法典中关于曾任公务员犯“准受贿罪”的规定等等，也是我们在修改、补充、完善刑法时，为解决上述问题，可以直接加以借鉴的。当然，借鉴并不等于照搬。因此，加强港、澳、台刑法的研究，对于我国大陆修改、补充、或创制刑事立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