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弱势群体中的犯罪现象
通过上述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将论证的中心回到本文的主旨，着重分析下述几个问题：首先，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弱势群体是否成为违法犯罪的主要成份；其次，时下弱势群体所具有的心理冲突、群体特征是否使他们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具有犯罪倾向性和可能性；再次，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与动机之间存在怎样的转换机理，换言之，社会预警系统的临界值应如何划定。
当冲突表征为行为时，对抗与社会越轨势必产生。[7]与犯罪相比，越轨的外延要大得多，简言之，犯罪必然属于越轨，而越轨行为并不都是犯罪行为。弱势群体出现越轨行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原因，这是不同于其他参照群体越轨的特点所在；而在弱势群体中产生的犯罪行为，亦同样受这些因素的制约。
导致某一个人实施犯罪的原因是复杂的，在分析群体中的个人出现犯罪行为的时候，必须把握几个基本的原则，这是我们进行论证的前提。（1）弱势群体中发生的犯罪行为，无论在原因上还是手段选择上都不同于其他参照群体。比如白领犯罪、职务犯罪与弱势者犯罪是不同的；（2）弱势群体与犯罪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性联系，主体在处于弱势境遇后的种种窘迫和心态失衡，并不是必然犯罪的理由。弱势群体虽然庞大，但实施了犯罪的仍为少数，个体仍具有主动选择的条件与能力；（3）在众多的、被犯罪学家们公认的致罪因素面前，弱势群体更具有易感性，压力与诱惑对他们的影响更具体和直接。（4）弱势群体中的个体犯罪，虽然可能有一些值得公众同情的因素，但其毕竟是违法与犯罪行为。因此，不能因弱势而免责，仍然要承担刑事责任。
从总体上看，失业率的上升，影响犯罪率的上升。
（表略）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1986年到1998年，我国的失业率逐年上升。在同时期治安案件（每万人案件数）从1986年到1993年是逐年上升的，但在1993-1998年其间，除了1996年比1995年有所上升外，基本是逐年下降趋势的。相关分析，结果如下：
（表略）
从相关分析看出，Pearson相关系数为0．721，显着性为0．005。结果呈现正相关，并且非常显着。这说明：随着失业率的上升，治安案件（每万人案件数）也是上升的。
从1986年到1998年，我国的失业率逐年上升。同时期的刑事案件，从1981到1984年是逐渐下降的，1984-1987年基本平稳，1987-1991年快速上升，到1991年到达顶峰，1992-1995年基本平稳，1996-1997年间有所下降，1998年又有上升。
对失业率（％）和刑事案件（每万人案件数）做相关分析，结果如下：对弱势群体中犯罪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表略）
结果是显着的，相关系数为0．567，为正相关，说明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刑事案件（每万人案件数）也是上升的。二者之间的显着相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失业率对犯罪的影响。[8]虽然无法证实失业者增多必然导致犯罪增多，无法验证上升的犯罪率是失业者的犯罪行为所致，但起码可以客观地反映二者总体上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
据王立峰《改革开放以来刑事犯罪情况整体分析--以山东省为个案》中的分析，“自1998年开始，下岗工人犯罪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传统的工业基地，山东省也存在相同甚至更为突出的问题。1998年，山东省下岗工人犯罪计442人，占当年全部生效判决罪犯的1．61％；而同期全国下岗工人犯罪8181人，占当年生效判决罪犯的1．55％。到2000年，全国下岗工人犯罪比1999年上升1．23％，而同期山东省下岗工人犯罪则上升27．13％，更是远高于全国的比例。统计资料表明，1998-2001年，下岗工人犯罪以盗窃、抢劫、诈骗等侵犯财产罪为主，占下岗工人犯罪总数的52．3％，其中以盗窃犯罪最为突出，占全部下岗工人犯罪人数的31．4％。究其原因，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下岗工人再就业困难，生活艰难有很大关系。”[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