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应当指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渔业协定》及有关法律文件，在2002年，中日两国相互为对方的渔船办理了入渔许可证，依规定可以到对方的专属经济区入渔。由于日本在专属经济区实行的是非渔业权渔业，中国渔船虽然拥有入渔许可证，但不享有日本法上的渔业权。按照中国《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7条第2项和第3项、第17条第4项的规定，中国渔船必须取得专项(特许)渔业捕捞许可证。由于持有此类许可证的渔业经营者享有从事捕捞作业的资格和权利，此类权利在中国现行法上应当为渔业权。
按照《大韩民国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渔船入渔规模和作业条件》(附件1)规定，韩国许可一定数量的中国渔船进入韩国专属经济区从事捕捞作业，持有韩国法上的入渔许可证。按照中国《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7条第2项和第3项、第17条第4项规定，这些进入韩方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从事捕捞作业的中国渔船必须取得中国海区局核发的专项(特许)渔业捕捞许可证。由于持有此类许可证的渔业经营者享有从事捕捞作业的资格和权利，此类权利在中国现行法上应当为渔业权。
这些渔业权的母权不是日本法上的或者韩国法上的所有权，而是中国现行法上的海域所有权。其道理类似于中国渔船在他国海域从事渔业活动享有中国法上的渔业权，此类渔业权的母权为中国法上的海域所有权。这将在下文阐明。
4.存在于公海海域、他国海域的渔业权与其母权
享有渔业权的渔业经营者在公海海域、他国海域从事渔业活动，此类渔业权同样应该有其母权。问题只在于，公海、他国海域非我国国家主权的效力范围，公海权属、他国海域的所有权怎么可能成为我国法上的渔业权的母权呢？笔者亦否认公海的权属、他国海域的所有权是我国渔业法上的渔业权的母权，看来欲说清这里的问题需要另辟蹊径。
首先，在公海海域、他国海域从事渔业活动的情况下，渔业经营者的渔业权可能是基于其所在国的国内法产生的，也可能是由他国的渔政管理机关依据其国内法授予的。后者属于他国法上的渔业权，本文不讨论它。此处寻觅渔业权的母权是探求我国现行法上的渔业权的母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