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有学者认为，欧盟司法与内务理事会越来越多地滥用了框架决定等立法形式，造成了欧盟决策的不透明与不民主：框架决定无需成员国议会的审查即可生效，而在此过程中欧盟议会也仅仅具有接受咨询的作用，监督力度不大，缺少共同决策的权力。
此外，尽管欧洲法院的司法解释能够部分地弥补一些缺陷，其司法管辖权也比《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的规定有所扩大，但仍需成员国的同意才能启动，造成框架决定的适用缺少足够的司法控制。[1]这些刑事合作领域中的缺陷表明，这些不足将会影响成员国进一步制定与实施法律的动力，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相关立法的合法性。
在刑事决定的相互承认方面，虽然它是“自由、安全与司法区域”的基石，并非所有的成员国都热衷于扩大其适用的范围。作为欧盟范围内首个生效的刑事决定的相互承认机制，欧洲统一逮捕令是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使欧盟成员国受到震惊，进而达成一致政治意愿的情况下产生的。整个决策过程只有短短的三个月，成就了国际刑事合作领域中的重大转折，与其相关的欧洲统一冻结令也相继产生。
然而，在统一冻结令之后，对于其它领域的刑事决定的相互承认的框架决定，成员国的协商进程明显减缓，目前许多仍在草拟阶段，其中包括被判刑人的移转、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惩罚、审前释放以及对犯罪嫌疑人的监督、从业禁止以及一事不再理等诸多方面。显然，目前上述框架协议已无法在海牙计划所设定的时间结点前产生。比如，与对儿童性侵犯相关的从业禁止的立法，海牙计划规定 2005年底完成，但目前仍处在筹备阶段，预计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除了成员国的数量增加使决策进程减缓外，由于立法上的不足使执行已经生效的框架决定遇到诸多困难，进而也影响了其它框架决定的诞生。比如，欧洲统一逮捕令在德国的实施就遇到了宪法上的障碍。欧洲统一逮捕令规定了引渡本国国民的条款，但德国宪法规定本国国民不得引渡到他国，这样的巨大冲突使统一逮捕令在德国的执行一度受阻。最终，德国就此对本国宪法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才保证其实施。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塞浦路斯与波兰等国。虽然这些成员国最后都予以解决，但却是对本国现行法律体系进行重大调整后实现的。[2]
可见，虽然框架决定在制度设计上的价值之一是保障成员国在适用法律中的灵活性，为其根据本国情况对具体的制度安排留有余地。然而，目前已生效的框架决定的一些规定却显得越发细化，给成员国的实施带来了诸多不便。在立法过程中，决策者应当避免制定那些可能会导致成员国法律制度巨大变动的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