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美、英、法、德四国在应收账款融资担保的问题上，主要采用了以下四种方式：应收款转让、浮动担保、普通债权质押、一般债权让与担保。但就单个国家而言，呈现多种方式各有分工、齐头并进的局面，当事人在以应收账款作为融资工具时，有多种选择。相比之下，单一方式的法律手段无异于限制当事人的意志，强迫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所幸这种对自由意志的践踏在以上各国并不存在。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以上四国，有关应收账款的融资担保方式，已经突破了民法范畴，进入了商法或者金融法的领域。这一点是我们尤其应当注意的。
二、我国应收账款融资担保方式的应然选择
应收款转让、浮动担保、普通债权质押、一般债权让与担保四种制度都在应收账款融资担保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国目前的企业发展也迫切需要应收款类债权利用的助力，那么在我国法律，尤其是物权法的框架内，究竟哪一种方式更适宜、更有效呢？梁慧星教授主持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将一般债权质押、浮动担保及一般债权让与担保一举囊括，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建议稿则仅仅确认了一般债权质押和让与担保。[8]两个学者建议稿代表了学界重视物权法指引功能的心理。但是，这种运用法律指导实践，使二者不致脱节的迫切愿望是否能够实现，暂时还是一个疑问。
一般债权质押，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认可的一种担保方式。但我国担保法上却未见其踪影。仅仅第75条第4项“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这一关于质押标的的兜底性规定，依稀给人承认一般债权质权的希望。事实上，大多数学者在为现实中的一般债权设质寻找法律依据的时候，也倾向于作出将一般债权包含于“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的解释。推而知之，通说对立法明确承认一般债权质押持支持态度。但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9]质疑意见主要包括以下两点：其一，一般债权质押担保功能有限。一般债权质权的标的物是拟制的财产，实际上只是一种请求权，质权所担保的债权也是一种请求权。如果此种请求权的实现以另一种请求权的实现为基础，那么债权最终实现的程度难以预料。第三债务人（入质债权的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状况，第三债务人是否有履行能力，是否有抗辩事由，亦重新回到质权人的考察范围，而这正是担保物权制度所极力规避的。其二，一般债权质押缺乏合适的公示方式。质权作为一种担保物权，具有物权效力，要求质权的标的进行公示，不特定的第三人方可知晓质权的存在从而产生公信力。当债权作为质权的标的时，能否公示，如何公示就成了一个难题。目前实践中采用的移转债权证书和通知第三债务人的公示方式并不足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