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说：“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方法是我们获取对于某些特定的相同或者相似的事物与社会现象的准确认知的可靠途径，也是我们明了一国社会制度、人文思想的发展处于何种状态、何种水准的坐标系。借助比较研究，我们能够在更宽的视野中、更大的系统内，对研究对象作出准确评价。”[27]另有学者说：法律比较就是“将比较双方的法律制度在内的事项逐一关联起来……在通过确定关联并对异同加以确认后，进一步探究该异同之原因。在异同背后，隐藏着历史沿革，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考量与复杂的社会原因，也可能是立法者的创举”。[28]
就监狱学研究来说，可以从中外监狱理论、中外监狱制度、古今监狱理论、古今监狱制度等方面进行比较。例如，在监狱管理方面，可以就中国与美国之间进行比较。美国的监狱管理方式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下，正经历一个私有化的过程。新公共管理理论反对政府过度管制与社会服务体系中的官僚政治病态，强调公共管理者主动性与创造性的重要作用，提倡竞争、激励、私有化、市场驱动及将公共服务签约外包。美国的监狱私有化改革就受到这一理论的深刻影响，通过将监狱服务外包给私人企业而减少政府对监狱的管理成本。起初监狱外包业务主要是食品供应、职业培训、运送犯人、医疗卫生等等，后来逐渐发展到由私人企业直接经营和管理监狱。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是美国政府推行监狱私有化的主要目标。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监狱私有化的实践，当时是由地方政府发动的。后来，西方许多国家的监狱都开始尝试私有化。“全球私有化浪潮中的监狱私有化，就美国监狱私有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状而言，给我们展示了私有化边界不断扩展的图景。监狱私有化的发展，经历了从外围服务签约外包给私人经营到核心业务（监禁犯罪的囚犯）扩展的过程。私有化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一般行业和领域，传统意义上由政府垄断的监狱领域这样极其特殊的公共服务活动，也通过广泛引入私人力量参与提供，强调竞争机制的广泛作用和政府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赞成监狱私有化，实际上就是同意将政府最为重要的工作，即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唯一目标是为股东产生利润的私人公司手中。……根据美国法律，联邦政府可以与私人公司签约提供有关服务。一般各州是通过授权立法，允许私人公司提供监狱服务。其实，囚犯一旦失去自由，由私人雇员还是政府雇员对其行为实施监督，没有多大实质差别。通过管教机构，或者借助书写完备与良好监督的合同，政府实现有关目标就具备一定保障。这样，引入私人部门参与提供与监狱有关的公共服务活动，具备一定的理论、现实和法律基础，监狱私有化仍然有发展的基础和空间。”“从美国监狱私有化实践的具体情况看来，私人监狱的出现以及监狱产业的发展，一方面确实改变了政府的行为边界，缩小了政府行为范围。另一方面，监狱私有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从提供管教罪犯的公共服务活动中退出，反而意味着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与签约有关的责任，包括如何构建合适的绩效合同并进行相关的绩效监督与考评。利用私人部门力量和竞争机制虽然使政府免除了一部分管教犯人的具体活动，但是在罪犯改造的社会责任方面，政府仍然是最终承担者。”[29]
相比之下，中国的监狱仍然由政府控制，在低效率、高成本的窘态中艰难生存。我们是否也可以借鉴一下美国的监狱私有化经验，将监狱的部分职能外包给私营企业经营，一开始可考虑将监狱食品、医疗、技术培训等方面的业务外包给私营企业，以后进一步探索由私人企业直接经营管理监狱的可能性，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还要注意发挥政府部门有效的监管作用。这样一来，随着政府垄断监狱局面的结束，政府管理的监狱与私人企业管理的监狱展开平等竞争，必将使双方提高效率、节约成本，从而降低了政府财政支出，优化了资源配置，并为监狱罪犯的再社会化发挥积极的作用。
再如，在罪犯矫正方面，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为罪犯回归社会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所谓“社区矫正”，是指把符合条件的，不适宜监禁的罪犯置于社区，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人员的协助下，利用社会力量，在判决或裁决确定的期限内，矫正罪犯的犯罪心理与行为恶习，并促使其回归社会的刑罚制度。[30]也有学者认为，社区矫正“是指对犯罪性质比较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罪犯或者犯罪性质和社会危害性虽然严重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监禁改造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让其回归社会，在社区中执行刑罚的活动的总称”，并认为社区矫正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避免短期自由刑的交叉感染；（2）减少监狱的压力；（3）节约经费，降低刑罚执行成本；（4）增强刑罚执行的人性化因素；（5）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31]从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看，可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主要包括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