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教育学研究法。教育学是系统研究教育活动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监狱是一种特殊的学校，监狱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教育管理，对罪犯的教育改造是监狱的中心工作。因此，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监狱问题很有必要。有的学者探讨了儒家道德教育思想与罪犯矫正教育之间的关系，指出：“儒家思想重教化，使人向善，我国监狱的任务是教育改造罪犯，预防犯罪，两者是一致的。而儒学发展至今已有2000年的历史，影响着每一个人。因此，监狱在对罪犯实行矫治的工作中，是可以参照儒学思想进行的。儒家思想注重德育，在提高罪犯守法意识的同时，利用儒学思想提高罪犯道德水平是消除犯罪心理的重要方法。”如把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用到教育改造罪犯方面，就是“教育罪犯按照‘仁’的要求做到‘克己复礼’，提高对需求及行为控制的能力，自觉遵守监规纪律。罪犯之所以犯罪，有相当大的因素是其缺少对自己欲望和行为的控制能力。当不合理的需求不能在合法条件下得以满足的时候，如果对自己的行为不能控制，往往会通过犯罪手段来得到满足。因此，预防犯罪，首先应对其不合理欲望进行控制或者转移，使其转化成合理的需求，从而消除其犯罪的主动性。其次是加强其道德感、责任感，让罪犯对其行为负责，加强对行为的控制能力，从而杜绝犯罪行为的发生”[19]。
对罪犯实施矫正教育的目的是使其再社会化，有的学者提出了“矫正教育社会化建设”的思路。他说：“矫正教育社会化建设，就是以培养服刑人员融入社会的能力为宗旨，以实现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为目标，以重构服刑人员再社会化为根本价值取向的矫正教育规范和评价体系为先导，借助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实现改造手段、改造过程、改造力量社会化的一项贯穿服刑人员矫正教育始终的目标性活动。……推行矫正教育社会化，可以使监狱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创新建立‘与社会一致、和社会相容、被社会认可和接受’的矫正教育模式，在内容与时间上与社会同步，在强化职业技术培训的同时，立足于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谋生，施以针对性教育；在思想教育方面，注重引导性，立足于培养一个合格公民，施以法制和道德教育；在回归教育方面，立足于社会发展形势，施以社会化教育。进一步纯化矫正教育职能，变被动为主动，变零散为系统，变一元化为多元化，使监狱的改造教育置于社会教育的范畴，将矫正教育工作由过去的封闭型、半封闭型向半开放型、开放型转变，形成社会关注、公众参与的矫正教育格局。”[20]
由此可见，目前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注意运用教育学的方法研究监狱罪犯的教育改造问题，教育学中的“启发式”、“感化式”、“开放式”、“因材施教式”、“循循善诱式”等方法都被运用到了对罪犯的教育改造中去了，而古今教育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使人成为有道德的人，也成了监狱教育的基本目标。
（五）实证研究法。实证方法被认为是一种“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它源于实证主义思潮。实证主义是法国哲学家孔德创立的一种哲学理论，孔德认为自己的哲学特性就在于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来统一各门知识而成为实证的知识，建立有别于形而上学的实证哲学体系。他认为实证精神的要素包括“现实的”、“确实的”、“精确的”、“有用的”等等，主张一切知识来源于对实际事物的观察实验，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想和模棱两可的争论，体现了一种鲜明的实用精神。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是科学研究方法论领域的一场革命，其实证方法主要体现在“观察优于想象”这一命题之中。“这场革命的特征在于：把以往想象所占据的优势转移给观察，从而把人从自然界的中心地位移置到人在自然界中实际占有的地位，以便使科学从臆测状态中解脱出来，而达到实证状态。于是，把强调观察的作用看成是实证精神的核心，把被观察到的事物看作是科学知识赖以建立的基础，这成了孔德实证哲学的根本见解之一。”[21]
在西方近代犯罪学领域有着重要影响的刑事人类学派与刑事社会学派，均受到实证主义的重要影响，像刑事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菲利甚至自称是实证派犯罪学，学界往往将上述两派统称为刑事实证学派。菲利认为，1876年龙勃罗梭《犯罪人论》的出版，标志着刑事实证学派的创立。该书是作者在对意大利各监狱中的上万名囚犯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并引入了统计学的方法，使当时的犯罪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科学的阶段。刑事犯罪学派的“基本目标是从罪犯本身及其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方面研究犯罪的起源，以便针对各种各样的犯罪原因采取最有效的救治措施。……可以说，实证所倡导的观察与实验的科学研究方法对于刑事实证学派的建立起了催生的作用”。“刑事实证学派在运用实证主义作为方法论对犯罪进行研究的时候，以观察作为研究犯罪的出发点，将结论建立在严格的科学数据之上，从而结束了对犯罪的抽象臆想的形而上学时代，开创了犯罪学研究的新纪元”。[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