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此，笔者认为，监狱学领域的哲学研究法十分重要，它要求我们用一种反映世界潮流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引领监狱学前进的方向，并影响监狱立法与行刑的整个过程。它将有利于塑造监狱的和谐氛围，并提升监狱文明的层次。
（三）文化学研究法。文化学研究法就是要用文化学的方法来研究监狱现象。何谓“文化”？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曾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技巧与习惯。”巴林顿·摩尔说：“文化是意义的构架，人类用它来解释自己的经验，指导自己的行动，社会结构是这些行动所采取的形式，是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文化和社会结构是对同一现象进行的不同的抽象。”[9]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文化是指与自然现象不同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包括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
与“文化”构成从属关系的“法律文化”也是学者热议的一个话题。梁治平在《法律的文化解释》一书中认为，法律文化是对“法律的文化解释”，是一种立场和方法。他解释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法律被认为是人生活于其中人造世界的一个部分，它不但能够被用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可以传达意义。由此，把法律简单归结为解决纠纷的手段和技术就是不可取的了。法律也是符号，它在任何时候都体现价值，都与目的相关。”[10]可见，法律文化就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法律现象。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说：“法律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11]另有学者说：“法律文化这一概念既着眼于历史，更着眼于现实，既是以往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智慧凝结物，也是现实法律实践的一种文化状态和完善程度。”[12]还有学者说：“所谓法律文化，即人类在法律实践中创造的文化，就是社会群体关于权利与义务的价值选择、思维模式、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的总称，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意识、法律组织、法律运作以及法律教学和研究等等。”[13]
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说：“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14]也有学者说：“文化必定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习惯诸方面的内容，也一定包括基于政治、经济而形成的存在于人们大脑之中的观念形态。从司法的角度看，在调处复杂的人际冲突的广阔领域，借助法律处理纠纷只是人们解决纷争的一种方法。逃避、协商、自我帮助、私了、忍让都是处理纠纷的方法。”[15]这提示我们，用“文化”或“法律文化”的方法研究包括监狱现象在内的一切法律现象都是很有必要的，也很有意义。过去我们在这方面不够重视，导致相关研究成果失之于肤浅和幼稚，这是学界今后应该避免的。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界一些学者已开始注意从文化或法律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监狱问题，并提出了构建监狱文化的设想。如有的学者认为，“监狱文化指的是监狱人民警察在执行刑罚、改造罪犯的实践中，通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能够对罪犯发挥改造功能作用的、具有较强时代性的行刑理念、思想观念、行为模式、行为规范、物质环境与精神文化环境的总和”。[16]也有学者说：“监狱文化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根据统治者意志并接受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所形成的组织、纪律、制度、法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精神风貌和环境氛围等，是监狱围绕刑罚执行这个核心对罪犯实施的监管规范、行为矫治、教化引导等手段和目的的总和，它涉及监狱工作的各个方面。”[17]
那么，如何培育现代监狱文化呢？有的学者认为应该从监狱警察队伍、罪犯队伍和监狱企业三个方面培育“与时俱进的监狱特色文化”。他提出要“努力培育对党忠诚、勤奋好学、爱岗敬业、执法公正、清正廉洁、勇于创新的新型人民警察主流文化”，“努力明荣知耻、自省悔过、严谨好学、勤劳节俭、诚信正直、遵规守纪为主要内容的服刑人员文化”，“努力培育安全第一、节能降耗、注重质量、打造品牌，坚持习技与育德、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监狱企业特色文化”。[18]
监狱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和谐是文化的核心价值，因此，建设监狱文化需要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中国传统监狱文化就注重教育感化罪犯，并且对罪犯有一些人道待遇，这有助于营造一种和谐的监狱文化。今天，我们要建设一种和谐的监狱文化，更应当贯彻一种人道精神，强化对罪犯的人权保障。我们应该认识到，惩罚犯罪与保障罪犯的人权并不矛盾，惩罚不是目的，惩罚罪犯是为了改造罪犯，而改造罪犯的前提是保护其权利（当一个罪犯因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产生抵触情绪时，是不会甘心接受教育改造的），这样才能使其重新做人，复归社会。因此可以说，监狱文化是一种人道的文化、和谐的文化，也是一种让罪犯修德知耻、重新做人的文化。监狱文化建设应当朝着这样的目标前进。我们也应用人道与和谐的文化价值标准来研究监狱问题，从而引领监狱文化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