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通过财政支援、税收减免和土地赋予等优惠政策，对某些产业、行业或某些企业进行重点扶植，以促进企业的平衡发展。
（4）通过发放营业许可证，实行价格控制，开展质量检查，厉行法律监督，对企业进行普遍性的管制，以影响企业的决策并约束其经济活动中的不当行为。
（5）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杠杆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以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冲突。
在引力论指导下，虽然排除了行政权直接约束所有权的普遍性，但是仍然存在行政权直接限制所有权的某些例外，如反垄断立法的制定以及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禁止，都反映了行政权对所有权仍有某些强行性的约束因素，但这种约束也常因行政权与所有权的妥协而被得到变通解释，弱化了行政权的强行性。如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在规定禁止垄断的同时，又作一些容许垄断的规定，如豁免规定与运用合理原则，豁免规定是指不适用反垄断法的例外情况，如农业合作协会、保险业、公用事业以及相互合作以谋求出口的一些公司等；合理准则是指垄断行为对国家、对消费者是否有利，有利就谓之合理，合理就不违法，就不在禁止之列，即使“对托拉斯的诉讼，司法部在法院审判中往往败诉”，这些都反映出行政权对所有权的不充分的约束。
3.合力论
合力论是指政府运用强行性与引导性相结合的经济行政行为调控经济生活，以保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程度有紧有松、有张有驰。采取合力的方式处理行政权与所有权关系，一方面要保护政府经济行为以强制性为基点而唤起的权威，保障行为的效力；另一方面又不致于使行政权对所有权的流转限制较死，仍然可以利用市场竞争手段调节所有权行为。
在合力论指导下，政府既“认为依靠维持竞争即市场结构，经济运转就可以带来良好的经济效果”，又“认识到市场结构的不完整性，以寻求代替竞争的合理方案”[6]政府的这种矛盾选择反映在行为方式上即是既有限制竞争的强行性行为，又有引导竞争的导向性行为。
强制与引导之间的合力点的掌握，没有明确的界限与划分，也没有固定的规则可循，主要由政府根据经济形势的需要而采取，两者之间的联结点是游动的，不是固定的。基于此，对合力论的理解有二：⑴对某些经济资源实行强行性的国家配置，对某些经济资源实施引导性与协调性的国家配置；⑵对一种经济资源实行两次调节，既有强制性的控制，又有引导性的调节。如果再允许在这一资源上的调节，就会出现对一种资源的三次调节。并非对经济资源的调节手段越多越好，而是怎样调节才更规范、更有效率，对一种资源的两次调节容易形成权力之间、权力与市场之间的时间差与空间差，而对于资源配置者与财产经营者来说，则可以利用这种差别状态来达到物质利益上的某种目的，价格双轨制正映证了这种在同一资源上的几重调节关系的负效应。因此，掌握合力论的使用，主要在于差别状态的掌握。
在合力论指导下，行政权、市场、所有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包含三层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