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在将来修改我国《票据法》时，将第34条中的“保证责任”修改为“票据责任”或“担保承兑、担保付款责任”，以期消除误解，明确立法原意，达到《票据法》内在体系上的和谐统一。
(二)增设无担保背书制度
如前所述，福费庭业务的本质就是票据的无担保背书，因此，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该项业务得以发展的前提至少是无担保背书在立法上没有被完全否定。因为如果在立法上没有明确承认无担保背书的效力，只要该国或地区的票据法允许作空白背书的，那么，实践中同样可使某一背书人免除担保责任。[30]因为空白背书即无记名背书，背书人可以直接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31]这样，空白背书既没有记载被背书人的姓名，也没有记载背书人姓名，一旦背书人转让票据，立即退出票据关系，于此不负背书人之责任。[32]因此，在允许空白背书的国家或地区，福费庭也有迁回的发展空间。例如背书人在取得票据时可以要求他的前手作成空白背书，然后该背书人依单纯交付方法再转让给福费庭包买商，即可使该背书人免除背书的担保责任。[33]
我国《票据法》所调整的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这三类票据。其中，支票的主要经济功能是支付功能，[34]支票在商品交易中基本不具有信用功能，所以，适用于福费庭业务的只有汇票和本票。而我国《票据法》不允许汇票和本票的空白背书，而且没有赋予单纯交付法律效力，[35]因此，在实际转让票据权利时，票据上的背书必须是连续的，任何一个背书人均须记载于票据之上。同时，我国《票据法》第37条又规定了背书人的严格担保责任，因此，按照我国票据法的规定，背书人不可以免除担保责任。即使在背书人背书转让汇票时，当事人之间约定“无担保背书”且记载于汇票之上，该记载也不发生效力。
由此可见，福费庭在我国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当包买商接受了一份具有无追索权背书的票据时，就会承担与我国法律规定相矛盾的风险。这对于我国出口依赖型企业是非常不利的，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使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对我国商品的进口需求大幅萎缩的背景下，这一不利因素更加凸显。有学者早就指出，福费庭在我国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缺乏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的法律基础，至今没有明确的规范予以调整。[36]
福费庭业务的国际性、广泛性及其发展的迅猛决定了必须修改我国《票据法》，确立背书人作出“免担保”或“无追索权”记载的法律效力，以此为国际贸易提供法律保障并促进我国出口依赖型企业的发展。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要么承认空白背书的效力，消极地承认背书人免担保责任的效力；要么明确授权背书人可以记载“免担保”或“无追索权”字样，积极确立免担保背书的法律效力。
票据的价值在于流通，流通的保障在于安全，各国票据法为了加强票据的流通，十分注重票据交易的安全性，往往设计种种制度来保护票据权利人的利益，以维护票据交易的安全，最终达到促进票据流通的目标。从交易安全的角度考察，积极承认无担保背书的法律效力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因为如果通过承认空白背书的法律效力，从而迂回地达到承认背书人免担保责任的效力，则容易滋生票据欺诈现象，譬如，行为人伪造票据，然后通过空白背书的方式直接交付转让票据给后手持票人，此时，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不仅无法实现，其经济损失也难以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