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职务犯罪的隐匿数高
犯罪黑数(dark figure of crime)，(注：参见莫洪宪主编：《犯罪学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0页。)又称犯罪暗数或犯罪隐匿数，是对潜伏犯罪的总量指示的估计值。潜伏犯罪是已经实际发生的犯罪，而不是指还未付诸实施的潜在犯罪倾向。由于潜伏犯罪的实际总量很难准确测定，所以犯罪黑数只能是一个估计值。它表明实际犯罪的总量指标往往大于已知犯罪的总量指标。
职务犯罪与非职务犯罪的隐匿数相比较而言，其隐匿数更高。其主要原因为：(注：参见莫洪宪主编：《犯罪学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2页。)第一，职务与身份的掩饰效应。职务犯罪人在其正常职务和法定身份的掩饰下，罪恶行径难以曝光于世。比如有的犯罪人贪污公款无异于“探囊取物”，直接采取收款不入账，或作账外文章，寓非法于合法之中，账面上严密不合缝，不留破绽，久而久之，时过境迁，取证步履维艰，往往形成隐案。另外，职务犯罪人在未被限制人身自由时，“嗅觉灵敏者”往往在“东窗事发”之前利用手中职权湮灭证据，制造侦查障碍。职务犯罪人较一般犯罪人而言，经济实力一般较为雄厚，在金钱的诱惑之下，一些律师等司法工作者见利忘义，充当职务犯罪者的“马前卒”，以其丰富的法律知识委身作职务犯罪后的“师爷”，从而致使职务犯罪者巧妙规避法律或者避重就轻。第二，职务犯罪受害人的不明确性。除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的职务犯罪(包括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报复陷害罪以及打击报复会计、统计人员罪等八种罪)属于有具体受害人的犯罪，其他分布于分则各章中的职务犯罪的受害人多为抽象的国家或单位，很少有明确的受害人。在中国“民不告官不纠”传统的影响下，也致使职务犯罪的黑数较一般犯罪高。
(五)职务犯罪的不良示范作用大
有的学者认为，贪婪性是职务犯罪的一大特点。同时，还认为职务犯罪的危害性极大。(注：参见钱大群、孙国祥主编：《职务犯罪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我们认为，把贪婪性作为职务犯罪的特点是不太恰当的，贪婪性仅仅是贪利性职务犯罪的特点。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及职务犯罪行为的具体特点，可将职务犯罪大致分三种类型：(注：参见樊凤林、宋涛主编：《职务犯罪的法律对策及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314页。储槐植、冯卫国：《略论职务犯罪其控制方略》，载于《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一是贪利型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争取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如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二是滥权型职务犯罪，即行为人滥用职权，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如刑讯逼供罪、报复陷害罪、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等；三是失职型职务犯罪，即行为人不尽职责，在职务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如玩忽职守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等。由此看来，贪婪性的特点并不是滥权型及失职型职务犯罪的特点，把贪婪性作为职务犯罪的特点，显然不太合适。
对于犯罪而言，其本质特征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故而把危害性极大作为职务犯罪的特点也是不太科学的。我们认为，不良示范作用应是职务犯罪的一大特色。自从有华夏历史以来，炎帝、黄帝、蚩尤、舜、禹以至后来阶级社会的确立，都有所谓“牧民者”的长官。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法者，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端也。……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注：参见《苟子·君道》。)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则无非是向人们昭示官员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故而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于官员犯罪都有规定：周代曾规定士之八戒，即“一曰邦绰，二曰邦贼，三曰邦谋，四曰犯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注：参见[明]丘浚著：《慎刑宪》。作者注，邦绰，意为刺探邦之机密而泄于外者，类似于现行刑法第111条所规定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邦贼，意为阴谋勾结，将要进行叛乱者；邦谍，意为敌国的间谍，觇视虚实者；相当于我国刑法中的“间谍罪”；犯邦令，意为狂傲不礼，故意违反号令者；挢邦令，意为诈称有符玺，假传王令者；邦盗，意为窃取国宝者；邦朋，意为结党营私，以图谋叛者；邦诬，意为妖言惑众，扰乱民心者。)“贪以败官为墨”则是对古代职务犯罪的最早概括。明代曾对贪污腐败者剥皮处死，而后以草充满，挂于朝堂之上，谓之“食草囊”，体现“言教不如身教”，使现任官望而生畏，不敢重蹈法网。可以说，封建政权对百姓的统治，正是通过各级官吏的职务行为来实现的，韩非子曾说：“救火者，吏操壶走水，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注：参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受传统文化影响严重的中国人，经常以官员为“楷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来。”“上行下效”一语道破职务犯罪的不良示范作用之大。从政者腐败，眼中只有金钱美女享乐而不考虑民心。就病情而论，吏卒贪赃，病在肌肤；显贵贪赃，病入膏肓。其原因在于：吏卒贪赃，尚有治理之人；显贵贪赃，只能取之于吏，吏知显贵所为，自然无所顾忌，上能取一，下敢贪十。长期以往，国将不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