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受贿的方式。受贿的成功，有赖于相对人。如果没有相对人的给予，公务人员就无法达到获取贿赂的目的。有的公务人员为了获取贿赂，不惜利用职务采取威胁、恐吓等方式，以不给贿赂则将采取不利于相对人利益的行为来威胁，迫使他人给予贿赂。有些相对人本不愿行贿，但在威胁下，不得不交付贿赂。因此，这种主动索贿比普通的被动受贿更为恶劣，对公务人员形象的影响更大。许多国家对此专门规定了较重的刑罚。中国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五条在规定了受贿罪的处罚后，又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蒙古刑法典规定，一般的受贿，处5年以下剥夺自由； 而受贿人有勒索行为或者威胁行为的，则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剥夺自由。朝鲜刑法典的规定与此相同。
5.受贿的时间。在许多国家，所谓受贿，不仅指公务人员在职期间的受贿，还包括公务人员就职前以预期的职务或职务行为为交换条件而受贿，以及因在职期间的职务行为而在离职后受贿。第一种受贿的特点，在于受贿与利用职务都在行为人在职期间。也就是说，受贿行为与职务行为在时间上是分离的。由于这一特点决定，后两种受贿对于公务人员形象之损害较第一种受贿为小。因此，许多国家刑法通过规定不同的法定刑体现这种区别。日本刑法规定，公务员或仲裁人受请托不违背职务而受贿的，处5年以下惩役； 而如果就职前就其就任后担当之职务受请托而受贿的，则处3年以下惩役；对于离职后受贿的， 必须是在职期间为违背职务的行为或未为相当之行为，才处3年以下惩役。 如果在职期间所实行的是不违背职务的行为，即使离职后收受了贿赂，也不予处罚。韩国刑法的规定与日本刑法的上述规定大同小异。不过，并非所有国家都作上述区分，有一些国家不作区分而适用相同的法定刑。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刑法皆未区分“事中受贿”还是“事前受贿”；而中国台湾刑法典也规定：于未为公务员或仲裁人时，予以职务上之行为，要求、期约或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于为公务员或仲裁人后履行者，以公务或仲裁人要求、期约或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