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赵作海案引发的程序法反思
叶青;陈海锋
【摘要】赵作海案件集中反映了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层面的问题。司法机关、行政机关颁布了不少解释和规定，自己“立法”，无疑违背基本的法理精神，而且囿于部门利益，这些立法仍存在诸多问题。立法的理想被司法实践无情地扭曲，三机关的分工合作蜕变为只有合作没有制约，而且存在三机关之间权力的不对等和缺少制约。只有在立法、制约和法律理念角度进行多方位的完善，才能避免类似冤案的发生。
【关键词】冤案；赵作海；程度
【全文】
赵作海冤案的形成有很多原因，笔者无意一一评述，而仅想从程序法的角度出发，试图找出当前法律程序在预防错案上存在的几个问题，至少为避免类似冤案提供一些法理的思考与借鉴。
一、程序立法的完善迫在眉睫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经几次修改，对进一步保障刑事人权、有效实施法律、促进公平正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当时立法技术和水平的不足，很多程序与制度规定得比较模糊，甚至还存在遗漏，为此，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在 1996年后又单独或联合颁布了不少解释和规定，以期拾遗补缺，规范执法。然而执法者、司法者自己立法，无疑违背基本的法理精神，而且囿于部门利益，这些立法仍存在诸多问题。
关于刑讯逼供问题，虽然刑事诉讼法和主要的几个司法解释、规定中都明确予以禁止，甚至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进一步规定“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作为存在刑讯逼供动机和事实上的主要实施者—公安机关，其办案程序规定中对此种证据并没有禁止。事实也表明，这种证据是通行无阻的，而且大都对案件的最终裁决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不仅如此，刑事诉讼法规定，讯问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应“如实回答问题”，无疑削弱了“严禁刑讯逼供”规定的效力：侦查机关有侦查案件的法定职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所以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发现其没有如“实”回答而违反此法定义务时，当然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让其遵守这一义务，赵作海遭受“喝药水、放鞭炮、敲木棍、受威胁、各种拳打脚踢，外加三十多天不让睡觉”[1]等恶劣行为就不足为奇了。虽然这些做法并不被外部认可，但出于维护法定义务的目的，无疑心理坦然了许多；何况机关内部早已是见怪不怪，不少领导甚至公然鼓励或暗中提醒，[2]也是“迫不得已”的做法。如此，“严禁刑讯逼供”规定本身就存在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