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失去父亲，或父母双亡，未成年人的教育救助和经济扶助义务转由本家族来共同解决。家族的子弟在祠堂学习，大的家族往往会建立义庄，完成对困难子弟的经济扶助。如范仲淹曾经建立范氏义庄，资助本家族的困难子弟完成学业。并为这些子弟们提供足够的盘缠，以便于他们进京赶考，求取功名。一旦进入仕途，困难子弟的家境就会得到改善。作为回报，他们还要为义庄捐助，以便义庄能够持续经营下去，使后来者不断从中得益。
至于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教育抚养义务一般都由父亲一方来行使。按照中国古代婚姻的习惯，夫妻离婚后，子女原则上归丈夫抚养，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未成年子女。但是，如果丈夫去世，则允许妻子携子女改嫁。在这种婚姻惯例的规范下，有关离婚后亲权行使的矛盾得到有效的调解和控制。由此可见，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重土轻迁的小农意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以家族伦理的和谐为普世观念的儒家文化的熏陶，使得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教养也遵循着从父到家，由家而族，最后达致国家的家国一体的模式和保障体系，保障亲权的行使。
(二)亲权的外来借鉴
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为我们完善亲权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如《法国民法典》几经修改，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发展为一种照顾权，建立现代意义的亲权照顾制度。德国以1979年《亲属照顾权新调整法》为核心，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改革亲权制度，尽可能实现亲属法的司法化，将亲权建立在未成年人的利益基点上[6]。对于处于亲权照顾下的未成年人，父母在处理事务时受到阻碍者，应设置保佐人（保佐在此可由父母指定设立，也可以由监护法院依职权设立。参见1979年修正之《德国民法典》第1909条、1917条。）。
英美法系没有专门的亲权制度，往往采纳大监护制这一立法体例。此制存在的一个法理前提是私法的盛行和对个体权利保护的重视，故在其法律体系上，英美法系国家采用一系列的单行法律、法规来调整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益。特别是美国密歇根州的《父母责任法》规定有对少年犯父母处以罚金的内容，规定之后，该州少年犯罪下降率为全国之首，充分说明要求父母承担法律责任的有效性。同时，完善与亲权法相配套的法律程序和机构，规定了撤销和终止亲权的制度，且原亲权人并不因丧失亲权而免除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当然，亲权恢复制度又给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也促使他们改掉滥用亲权的违法行为。
关于非婚生子女的亲权人，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立法实践值得借鉴。法国民法典第374条规定，对于非婚生子女，如仅为父母中一方认领时，亲权由自愿认领一方行使；如为双方认领时，亲权完全由母方行使，但法院可应一方或他方或检察部门的请求，决定由父单独行使，或由父母双方共同行使。瑞士民法典第298条规定，监护官厅在母为未成年人或禁治产人，或死亡或被剥夺亲权时，应依子女利益的需要为子女指定监护人[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