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有关亲权的实质性法律条文还是存在的。典型的如《婚姻法》第23条规定的：“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这一规定就是对亲权制度的法律确认。“其全部内涵与亲权的概念完全相合，只是这一规定过于简略，没有规定具体内容，但这并不妨碍确认亲权的概念。”[4]其他不同层次、不同效力的立法文献中也涉及到亲权内容的相关规定（如现行《婚姻法》第21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章“家庭保护”第6条至第12条、《民法通则》、《收养法》等法律条文，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和《民通意见》等若干司法解释中均有亲权内容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共同构成了我国目前亲权制度的全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实质意义的亲权。不可否认，上述规定对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促进亲子关系的发展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些规定过于简单抽象，权利义务要求极不明确，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制度。再加上我国现行民事法律体系采用大监护概念，将亲权内容纳入监护制度中，没有严格区分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这样就容易给我国的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带来混乱。
3.亲权保障体系的欠缺
国家和社会缺乏相应的亲权保障体系，是亲权行使缺失时不能及时得到救济的重要原因。对于父母虐待儿童、滥用亲权的行为，缺乏可操作性的撤销和终止亲权的制度；没有中止亲权给父母以改过自新的机会的救济措施。等到虐待行为愈演愈烈，造成严重后果时，公诉机关介入，最终使滥用亲权的亲权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似乎从根源上制止了侵害亲权的行为。但这个看似公平的司法判决对亲权的履行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因为在监受刑的父母事实上是无法真正行使亲权的。
对于祖孙监护型家庭，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祖孙监护型家庭来说，一旦出现亲权失缺，几乎没有多少可以依靠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留守的大多是老弱残幼之人，整个农村生产力已经极其脆弱了，在没有国家相关救助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乡镇村社可以拿出更多的人力、财力对未成年人进行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