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本罪与偷越国（边）境罪并非绝对（典型）的对行犯关系，有必要具体分析。如果在单独个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时，由于组织者与被组织者双方处于对应地位上，将其视为对行犯并没有错误。而在一般共同犯罪中，或者犯罪集团中实施的组织行为，则与偷越国边境者不具有对行犯那种“无此既无彼”对应关系，换言之，虽然组织偷越国边境的行为对象是偷渡者，但是，组织者并非对应特定的偷渡者，而是对应于所有的偷渡者，而且偷越国（边）境罪并非要求以被组织者组织偷越国（边）境而成立，组织者为组建犯罪集团从事的组织行为，仍然构成本罪（预备而已），也就是说，本罪也并非以必须组织了偷渡者实施了偷渡行为为成立的前提条件。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与对行犯不同的，例如，没有行贿者，则必然不存在受贿者；没有相婚者，则必然没有重婚者。在这类案件中，即使符合对行犯的情况，偷越国（边）境者是由组织偷越者组织偷渡的，也作为单独的罪案对待，不宜以共同犯罪论处。理由是，在现行刑法中，是否属于共同犯罪不是从重处罚的事由，即便是共同犯罪，也不因此而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其次，无论是否属于共同犯罪性质的偷渡案件，由于组织者与偷渡者们存在着非特定对应关系的事实，因此，认定那些与偷渡者形成共同犯罪关系，必然面临新的需要解决问题，更何况在甲案中组织偷越国（边）境的事实，在乙案中只能视为“组织”的次数而不能再作为定罪的依据，否则会造成并罚的结果，是不公正的。
至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人自身也偷越国（边）境的，应当如何处理？一种观点认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与偷越国（边）境交织在一起的，两者之间便形成牵连关系，应依一重罪即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论处，而不实行数罪并罚。[7]第二种观点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犯罪行为，同时成立犯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8]第三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况不能排除数罪并罚的可能，或者说应当数罪并罚。但如果这种情况下两种行为是相互伴随的情形，则可考虑按照吸收犯的高度行为吸收低度行为的原则，以高度行为即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定罪。[9]也有学者对第三种观点作了进一步解释：如果行为人组织他人与自己一起偷越国（边）境的，同时触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与偷越国（边）境罪，应当实行并罚。如果在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过程中，亲自出马，带领偷渡者偷越国（边）境的，则其偷越国（边）境行为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行为的自然发展与延伸，应按”高度行为吸收低度行为“的吸收犯处理原则，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论处。[10]第四种观点认为，上述情况可以分为以下情况：一是行为人在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实施完毕之后，自身也加入了偷越国（边）境者的行列，行为人本身的偷越国（边）境的行为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是截然分开的两个行为；二是行为人企图实施偷越国〔边）境的行为，但由于感到力单势薄难以成功，便组织他人与其一起实施偷越国（边）境的行为；三是行为人不仅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而且亲自出马护送偷越国（边）境者，和偷越国（边）境者一起偷越国（边）境。论者认为，对第一种情况适用并罚；第二种情况是牵连犯；第三种情况是吸收犯。[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