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宪政结构上，国家是宪法性义务的主要负担者，以权力保障人权是其根本义务。承认权利主体的多元，国家诚心诚意地尊重与保障人权，力所能及地担负起渐次实现人权的基本责任。确定了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后，要尽快通过制定宪法性法律进行制度构建，包括修改部门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切实把人权保障的根本价值选择落实到立法、行政和司法实践中。
第三，立法上，限制垄断利益，增权弱势群体，保障其衡平利益的实现。作为理性与公平之术，立法既可能是万象之始，成为社会和谐之源，也可能是乱象之始，成为社会分裂的渊薮。理性与公平是立法的主要品质，理性指经得起真理与实践的的双重检验，公平指公平的用以决定社会分配的架构。立法实现了理性与公平，等于构建起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党团、人与人合作的平台。法理型社会的确立基于统治的形态与法律思想形态的紧密联系。合法的统治立基于逻辑谨严的形式理性之上，这种形式上的合理也只有在法治的脉络上才可以实现。他认为法律一旦发展为现代的、合理的法律，则统治的形式也向现代国家迈进。所以，法理型国家是理性法律的产物。{1}193
第四，司法定位上，淡化司法的专政职能，回归司法的定分止争和权利救济职能。司法应具有中立性，不能沦为政治的工具，否则执政者无异于既当法官又是当事人，根本违反法律正当程序，这是司法的异化。司法是社会冲突的减压阀，是社会和谐的保障器，现代司法的基本品质是可接近、中立、便捷与有效。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应首先回归司法的职能本位，然后努力排除控制与干扰，实现司法的基本品质。
第五，法律的平等保护上，增强共同体意识、城乡一体发展意识，剪除特权与不平等，为共同体的内部合作扫清结构障碍。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过于沉重，特权与不平等是其根本特征。农民等弱势群体与公职人员是当代中国的两个失衡的群体，前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后者享有各种特权。而解决干部问题必须通过宪政改革，制约公权力，填埋权力滥用的空间；通过政治民主化，保障公民的选票控制权，消除权力私用的传统痼疾。而解决农民问题必须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国民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