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行政指导的历史之维
陈斯彬
【摘要】行政指导产生的文化土壤是东方重伦理重秩序的社会心理。在这个文化基础上，日本形成了官民一体化的协调体制，行政指导作为主要的行政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诸如密室交易等弊端。而中国官民协调体制却尚未成型，行政指导的作用和方式还有发展的余地，但需要提前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厘清行政指导的界限。
【关键词】行政指导；文化；官民协调
【全文】
“行政指导”一词舶自日本，但类似行政指导的实践国内早就存在。 “行政指导”的行政法理论甫经介绍到国内立刻受到极大的欢迎，其来有自。有意思的是，国内的行政指导论者青睐有加的态度，明显和日本学者始终对行政指导深为戒备的态度大相径庭。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这种不一致的看法呢？这不免要追问以下的问题了：日本行政指导和中国行政指导实践究竟各自在其环境下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两者有何共同之处，相异之处呢？我们有必要学习日本的经验吗？如何学习日本的经验呢？看来，在两者之间进行比较将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
一、文化基础的比较
应该说，信奉等级、伦理和秩序而非西方式的平等和自由的国民文化心理，是行政指导产生的文化土壤。这种心理，形成了“各安其分”的秩序观。国家和政府只要守职负责，总是受到人民的尊敬。即使政府超越权限，也能够获得人民的服从。和西方把政府当作恶的力量不同，日本人常把政府当作至善的存在。作为回报，政府也愿意去注意国民的心理，听取他们的舆论，获取他们的同意。“在合法的公众舆论领域，即使适为了国民自身的利益，日本政府还是努力恳求人民同意，这样说绝非过分。比如，负责振兴农业的官员在改良旧式农耕法，恰如美国爱达华州的同行们一样，很少使用权力来硬性推广。在鼓励建立由国家担保的农民信用合作社、农民供销合作社时，政府官员总是要和地方名流多次交谈，并听从他们的决定。地方上的事必须由地方解决。”[1]这是政府方面的原因，在国民方面，行政指导的产生和日本人的依赖心理是分不开的。日本国民对行政机关有强烈的唯上意识和尊重意识，习惯于听从行政机关，尚未脱官尊民卑，故常无反省、无批评地接受政府之指导。“作为欢迎行政指导的日本人的国民性，有天真心理和便利主义。所谓天真心理是指期望他人过分好意的心理。这说明日本行政指导受到喜爱、而作为原理，原则的法治主义和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程序受到轻视是由于日本人的国民性便利主义。”[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