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将对犯罪行为的处罚权让渡给国家，公众遵从了这种基于让渡而形成的权威，这是维持社会有序和安宁的必要保证。公民将纠纷处理方式的最终认定权交给国家并遵从司法机关判决确认的结果，是公民信守社会契约的表现，这也给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和权力的最终来源。即便如此，国家也应适当尊重公民的意愿和自由选择权，在双方当事人形成合意的情况下，只要查明证据契约出于真实意思并且自愿，同时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没有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时，就应当认可并尊重该证据契约。在此，国家遵守契约即为尊重纠纷双方的处分权。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获得平衡的最佳方案就是国家与公民都不突破彼此权力（利）的边界。因此，保持公民自治权与国家刑罚权两者之间的必要张力，是维护现代司法制度良性运作的必要条件。在现代诉讼观念下，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的目的都是公正地适用法律以解决纠纷，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提升裁判的权威性或可接受性，而不仅仅是确保查明事实的准确性。美国学者贝勒斯认为“查明真相，并不是其自身有何目的，而是为了将规则和原则正确地适用于争执。”[19]传统证明概念将证明作为一种认识案件事实的活动，主要体现为对未知的或者争议事实的查明、阐明或者确定的一系列活动，而未重视其作为司法裁判手段的证明本身的特性。从本质上来说，法院判决必须依据事实以适用法律，对于这一事实的证明任务，通过双方的激烈对抗可以完成，通过双方真诚合作并达成合意的方式同样也可以实现。因此，传统证明概念中所包含的“查明”、“认定”的含义适用于对抗性司法模式没有任何问题，而在协商型诉讼模式下，应当赋予证明以新的含义，那就是合意证明。
【作者简介】
宋志军，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后。
【注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意见（试行）》和《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
关于合作性司法模式的详细论述，参见陈瑞华：“司法过程中的对抗与合作——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理论”，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马明亮著：《协商性司法——一种新程序主义理念》，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刑事和解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有：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葛琳著：《刑事和解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宋英辉等：“我国刑事和解实证分析”，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等等。
林钰雄著：《干预处分与刑事证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詹妮·麦克埃文著：《现代证据法与对抗式程序》，蔡巍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页。
陈朴生著：《刑事证据法》，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156页。
田口守一著：《
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穆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石井一正著：《日本实用刑事证据法》，陈浩然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0页。
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吴宏耀、魏晓娜著：《诉讼证明原理》，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蔡墩铭著：《刑事证据法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47页。
杨宇冠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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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成、杨雄：“论刑事证据的多重视角”，载陈光中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3年刑事诉讼法学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页。
汤维建：“证据契约研究”，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4期。
米尔健·达玛斯卡著：《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198页。
刘金友主编：《证据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何家弘主编：《新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
《日本
刑事诉讼法》第
326条规定了当事人同意的书面材料或供述的证据能力。根据该条规定，检察官和被告人已经同意作为证据提交法庭的书面材料或供述，在经过考虑该书面材料写成的情况或者作出供述时的情况后，以认为适当时为限，可以不受第321条至第。325条规定的传闻排除规则的限制，而将其作为证据，从而获得了证据能力。该法第327条规定，检察官和被告人或辩护人达成合意并把某种文书的内容记载为笔录作为证据提出时，法院可以将该笔录作为证据采用。参见《日本
刑事诉讼法》，宋英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迈克尔·D．贝勒斯著：《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