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告人的庭审调查程序研究
陈如超
【摘要】我国刑事审判的畸高定罪率，暗示着庭审之被告人很可能既是被控案件的参与者，亦为犯罪信息的拥有人，其角色的双重性导致对被告人的调查成为庭审多方主体互动的重镇。现代庭审制度在尊重被告人权利的前提下，积极激励被告人披露法官所不知晓的个体知识或私人信息，这与庭审调查被告人的顺序、方法息息相关。然而我国现行被告人刑事庭审调查程序，无论调查方法抑或调查顺序都存在问题，必须修正与革新。
【关键词】被告人；庭审调查；调查顺序；调查方法
【全文】
审判程序习惯上被视为整个诉讼程序的高潮[1]，即便“法院的审判作用最不受重视的时候，它对解决争讼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也就最突出”[2]但在我国现代刑事庭审程序中，被告人的主体地位仍然问题重重。被告人庭审时能否赋予沉默权，如何在举证、质证方面有效的影响法官心证，公诉人首先讯问被告人是否合理，这些都是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
一、被告人在其调查程序中的角色问题
被告人作为刑事案件的被指控者，就犯罪信息的披露而言，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承担不同的角色。在英美法系的刑事庭审中，被告人如果放弃沉默权而选择作证，他在且只在辩方举证阶段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因而与普通证人无异，作证时必须宣誓，如果作伪证或者拒绝回答问题还要被追究伪证罪或藐视法庭罪。当然，被告人在辩方举证阶段何时出庭作证，由被告人与律师协商决定，法律上没有强制规定。[3]而与此不同，德国、法国都不把被告人作为证人。由于被告人不是证人，讯问或审问被告人的程序与狭义的证据调查程序相分离[4]，放在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之前或之后。而且被告人出庭陈述、被法官与诉讼参与人讯问时，也无须宣誓或者具结保证，即便进行了虚假的陈述，也不会被追究伪证罪。但应注意，虽然被告人既无陈述之义务，亦无真实陈述之义务，但亦无说谎的权利，不过，被告人纵使说谎，也无制裁的法律效果，最多仅会影响法院对其陈述的采信程度而已。[5]
然而事实上，倘若被告人选择提供虚假证言、过多的狡辩、翻供、甚至沉默，都可能因为一元法庭集定罪权与量刑权于一身的现实，而产生制度的结构性压力，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所以，虽然这些国家普遍实行沉默权制度，但被告人拒绝回答问题其实并不多见，反而如日本的刑辩律师常常鼓励被告人庭审供述，其主要目的是尽可能获得减刑，或者缓刑。[6]在我国刑事庭审中，被告人作为法定的证据方法，同证人、被害人并列，这与具职权主义传统国家的刑事庭审如出一辙。在进行证据调查程序之前，被告人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然后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审判人员可以讯问被告人；且因具有如实陈述的义务，我国刑事被告人的处境甚至与大陆法系相比都相差甚远。
从信息披露的功能上说，被告人虽名不为证人，但作为证据之源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其具有证人属性。但我国被告人又不是英美庭审中放弃沉默权的辩方证人，也不同于相关法律规定的技术意义上的证人询问程序———“向证人发问，应当由提请传唤的一方进行；发问完毕后，对方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发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143条)被告人既非由中立法官首先讯问(如大陆法系)，亦非由辩护律师首先讯问，而是由公诉人首先讯问被告人。另外，尽管法律明确规定由被告人陈述并接受讯问，其意图是给予被告人就指控进行答辩的机会、陈述自己的总体意见，但实质上对刑事法官来说，却是为了调查案件事实真相，并将之纳入广义庭审调查程序的一部分。比如在台湾，“审判长就被告人被诉事实为询问者，应于证据调查程序之最后行之”，尽管其主旨在强调对被告人讯问之顺序，但因将被告人讯问明列为证据调查程序之一环，因而该法已经采取广义的证据调查概念，并把被告人作为证据调查阶段的证据方法。[7]因而，总的来说，被告人作为证据方法披露证据信息时，虽不为证人、但具有证人属性却大致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