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酌量不诉”之原因—“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而言，显然比大陆法系国家的不起诉裁量权之适用范围要小得多，而相比于英美国家，更是大相径庭。根据《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统计，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适用不起诉决定的比例为0.72%！而在美国，“一般而言，一个管辖区内检察官审查的案件中有25％至50％不被起诉，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几十年”；[2]“在德国，检察官审查起诉的案件，每年起诉的约占35%，不起诉的占50%，免诉的占10%，另有5％作其他处理”；[3]日本的情况是“1988年日本检察机关受理审查的案件，除去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案件，起诉率为50.4%，其余近50％的案件作了不起诉处分和其他处分……”[4]由于我国传统文化将罪犯（本文是在犯罪学语境下使用“罪犯”一词，与“犯罪人”同义）视为“洪水猛兽”，建国后又接受“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对社会的对抗”的专政理念，于是给予犯罪应有的惩罚一直是我国刑事立法和政策的指导思想。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于1998年下发了第12号文件，强调符合相对不起诉的案件，除极个别情况外，均应起诉。从以上制度和相关实践分析，可以认为：我国在立法上基本采起诉法定主义，不起诉裁量权仅为例外。
（二）起诉法定主义的不合理性
起诉法定主义是否符合现代刑罚理念？其与我国不断攀升的犯罪率之间是否存在某些联系？起诉便宜主义在法治发达国家得以普遍确立的原因何在？一些学者在论及起诉便宜主义时多从监狱人满为患，从而应将罪犯分流，于是作不起诉处理这一实践需要的角度出发来加以论述，而实际上，起诉便宜主义有着比这远为深厚的理论根源。
1．起诉法定主义不符合教育改造的刑罚目的理论。不管由龙勃罗梭、李斯特等人提出的矫正刑理论有多少缺陷，作为由边沁、黑格尔等人创立的威慑刑理论的送葬者，其理性光芒是无法遮蔽的。其主张的改造罪犯、防止犯罪的目的，即便是在折衷刑理论大行其道的今天，仍然成为制刑与施刑不可动摇的目的。在现代，劳动改造是自由刑的主要内容，是现代各国实践教育改造理论的通行手段。但是自由刑的施予仍然是以漫长的羁押、审判且贴上“罪犯”的标签为前提的。而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反省，对于触犯了刑律的人，一定要给予其“罪犯”的名份吗？惩罚是给予罪犯最好的、必然的结果吗？在笔者看来，早期的自由刑与生命刑同出一辙。一方面，报应刑理论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人类又没有发达的犯罪学理论作为支撑，因而不能提供对刑罚的足够理性的认识，于是整个社会对犯罪更多的是愤怒与无奈的感性情绪。此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在大多数人看来最严重的犯罪者杀掉，把罪不至死者关起来—这不仅使之因为孤独、不能全面满足其人性需求而痛苦，更重要的是剥夺了其继续为害人间的可能！这其实与死刑的功能没有本质区别。无论如何，将罪犯杀掉或者消极地将其与社会隔离，这是社会对罪犯和犯罪现象无能为力、逃避责任的表现！同样，当可以确定一个人有犯罪行为，即一律将其羁押、审判并贴上“罪犯”的标签，这虽然体现了起诉法定主义，但这绝不是教育改造理论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