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处理办法》设定的监管处罚范围，违背我国《合同法》合同自由暨意思自治原则，属于公权力对私权利的非法干涉
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原则，其基本内容是指在民事活动中，参加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订不订合同、与谁订合同、订什么样的合同等完全的自由，甚至对不公平合同和误解、欺诈、胁迫下订立的合同自行决定是否申请撤销或变更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缔结或维系合同关系，为自己设定权利或对他人承担义务，只要不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主动干预，国家也不应干预。正因为如此，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不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行为，均应该遵照不告不理的原则，不得主动以公权力介入。《处理办法》上述条款设定的监管处罚范围，违背我国《合同法》合同自由暨意思自治原则，属于公权力对私权利的非法干涉。
三、国家工商总局自行设定的监管行为除超越权限，更不具有行为判断和监管能力
如上所述，大量本应由合同当事人申请诉讼或仲裁，由诉讼或仲裁机构经过双方举证、质证、辩论，经审判或仲裁组织审理、合议、裁判，才能确定的违法行为；本应由刑事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法院审理才能确定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等犯罪的行为，全部设定为行政监管范围，当然超越了职责和权限，也超越了能力范围。
四、《处理办法》对违法主体、违法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和处罚设置顾此失彼，逻辑混乱，容易造成执法混乱
《处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界定的合同违法行为，是指一般合同主体；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界定的合同违法行为仅限于经营者和消费者。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只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概念作出了界定，即经营者是指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如果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同行为违背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自然也可以按该《处理办法》处罚，但如果任何一方都不是消费者的一般合同主体之间（如金融机构、生产流通企业之间）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实施了第九、十、十一条规定的同类行为，又将如何处理？大大小小的门店如美容店、娱乐馆都可能有格式服务合同，因为服务对象涉及消费者，从而认为就涉及公共利益显然牵强，显然上述条款不是因为涉及公共利益而设定的。既然如此，不涉及消费者的格式合同是否也应列入监管和处罚之列？作为部门规章设定行政处罚时，对于处罚对象顾此失彼，违法行为设定逻辑混乱，有可能导致错误执法、选择性执法、执法不公或行政不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