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对人性、人情较全面的认识，汉以后正统法思想主张礼法并举的治国方针。此处的礼与先秦孔孟所倡导的礼一脉相承，侧重于体现人情、人伦的礼之义，也是法的精神，其主要内容被概括为“三纲五常”。[39]礼与法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礼侧重于教化，目的在于通过道德教化，变人性中的“善质”为善。而法侧重于用严厉的刑罚扼制人们恶性的发展。其主要针对下品之人而设。简单地说，礼是一种由里及表的统治方式，法是一种由表及里的统治方式。礼以扬善，法以惩恶。礼法的最终目的都在于使人们能“情动而处其中”。先秦的礼治与法治之争在性三品、情三品学说中统一起来。
正统法思想虽然认为礼与法在治国中不可或阙，但以弘扬忠、孝、节、义道德为务的礼治显然占据了主要地位。因为中品之人占据人类的大多数，这些人可以因教而善。《清史稿·刑法志》：“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生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正也，刑也，凡皆以维护礼教于勿替。”因此。德主刑辅、礼刑并举成为正统法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
正统法思想对人性与法关系的论述，确定了法的作用不仅只是规范人们的言行，维护人类社会必要的“秩序”，“惩恶扬善“才是法律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三、法与道德
前文中引孔子所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先秦儒家认为治理国家德礼政刑不可偏废，但是应该以“德礼”的普及为追求。因为德礼教化不仅可以使民众避免违法犯罪，而且可以使民众有羞耻之心，变被动守法为主动守法，即“有耻且格”。
汉代在对秦法的反思中，孔子有关德礼政刑关系的论述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并进一步发展。在德与法关系的论述上，汉儒有两大贡献：
第一，确立了刑在治国中的辅助地位，即“德主刑辅”，并以此来指导立法、司法实践。汉武帝时的思想家董仲舒用自然阴阳五行的变化规律论证儒学德礼政刑的思想。董仲舒认为天地万物皆由阴阳演化而成，阳“以生育养长为事“，阴“积于空虚不用之处”，自然界中阳主阴辅是天意的体现，故而上天有好生之德。人类社会的发展，在董仲舒看来也是阴阳演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统治者为政的手段可以与阴阳变化相比附：“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40]
第二，将先秦儒家学说现实化，使儒学由“圣人之学”变为统治者的学说，使儒家的法体系更具有实用性。孔子的学说之所以被春秋至秦代的统治者弃而不用，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分强调教化，理想色彩太浓。有人曾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答道：“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41]在先秦儒家看来，政治就是如此简单。“君正则天下正。”只要君主心存仁义，天下之人便会弃恶从善。与先秦儒家略有不同，相对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来说，汉代儒生更注重统治者的统治方式。因而在肯定教化的同时，汉儒并不讳言刑杀的作用，所谓“阳不得阴之助，终不能独成岁。”对传统的礼，汉儒则明智地取其“微言大义”，将礼作为刑的原则与指导。因此，在汉代，不仅儒家的思想得到了弘扬，而且在法家理论指导下建立的秦制亦得到继承。“汉承秦制”标志着汉代思想家、政治家的现实与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