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他们各自不同的政制诉求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法哲学。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塔科夫写道：“应该致力于在国内获得并且维持可能的最好制度，然后才去考虑如何抵御外来危险、捍卫这种国内制度；还是必须从一开始就聚焦于外来危险，并选择最善于抵御外部威胁、实现自我保存的那种内部社会？这一问题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代‘理想主义’与马基雅维里及其后继者的‘现实主义’区别开来，前者关注最好的社会，而后者关注防御的必要性。……我相信，这一问题也是区别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决定性因素。”[40]如果以这样的两分法来看美国的反联邦党人与梁启超，那么，可以发现：美国的反联邦党人希望在国内维持一种“可能的最好制度”，他们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想主义”的继承人。至于“反联邦党人”梁启超，则“从一开始就聚焦于外来危险，并选择最善于抵御外部威胁、实现自我保存的那种内部社会”及其制度。按照这样的两分法，梁启超既可以归属于马基雅维里开启的思想谱系，当然也可以归属于中国古代法家开启的思想谱系，因为这两种思想谱系都可以分享“现实主义”这个思想标签。
【作者简介】
喻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 “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国立国大方针”是梁启超分别在1911年11月、1912年4月写成的有关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代表性论著，详见下文的分析。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722页。
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相关的专题论文只有一篇，孙继才：“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国家结构观”，《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384页。
美国学者Robert Darnton所言，转引自，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204页。
譬如，斯托林：《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
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汪庆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月4月版。
详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7月版，第14页。
详见，汪太贤：《从治民到民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与变迁》，法律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124-125页。
葛兆光说：“一贯自信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近在咫尺的东邻，……在1895年迫使过去一直高踞在上的清帝国签下了城下之盟，……这才引起了对整个文明的信心的崩溃。”（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334页）因此，可以把1895年视为中国思想上的“乾坤颠倒之年”。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90-91页。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42页。
梁启超：“商会议”，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77页。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30页。
梁启超：“答某君问德国日本裁抑民权事”，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979页。
梁启超：“教育政策私议”，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758页。
梁启超：“新民说”，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683页。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071-1073页。
详见，梁启超：“上摄政王书”，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54页。
以上三段文字中的引文，均出自，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433-2435页。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495页。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434页。
梁启超：“致徐勤书”，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601页。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435-2436页。
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载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83页。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489页。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69页。
黄遵宪：《日本国志》（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94页。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10页。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43页。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488页。
梁启超：“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615页。
详见，程燎原：“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义’”，《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喻中：“显隐之间：百年中国的新法家思潮”，《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等等。
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269-1280页。
梁启超：“管子传”，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865页。
梁启超：“管子传”，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867页。
此七卷本文集由芝加哥大学教授斯托林及其学生德雷共同编辑。详见，斯托林：《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
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汪庆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月4月版，“译者前言”，第2页。
斯托林：《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
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汪庆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月4月版，第9页。
斯托林：《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
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汪庆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月4月版，第2页。
塔科夫：“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论对外事务”，苏婉儿译，载赵明主编：《法意》（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1月版，第1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