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从救亡图存的紧迫局势来看，也应当选择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单一制。1911年10月29日，梁启超在一封信中写道：“今各国虽号称中立，然以吾所知者，则既磨刀霍霍以俟矣。……秩序一破之后，无论何人莫能统一之，全国鼎沸，非数年不能戡定。今各国环伺，安容有数年之骚扰，其究也，卒归外国享渔人之利已耳。”[22]在这种紧迫的政治危局面前，国家结构的选择，应当有助于强化中央集权。因此，“各省人士，万不可存猜忌中央之心，不可务削中央之权以自广。盖处今日国竞至剧之世，苟非得强有力之中央政府，国无道以图存也，……治今日之中国，实当以整齐、严肃为第一义”。[23]在梁启超看来，要实现国家内部整齐、严肃之治，要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实现救亡图存，单一制的国家结构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只有单一制才能保障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把全国人民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劲往一处使；如果选择联邦制，拒绝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国家的生存都不能得到保障，遑论其他？
以上分析表明，梁启超分别从国家结构的演进规律，国家结构与历史传统，联邦制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等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选择单一制国家结构的理由。这几个方面的论述，构成了梁启超关于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基本思想。
四、国家主义与法家思想：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双重渊源
在辛亥革命进程中，在“各省独立之事实”面前，梁启超从“新中国建设”的角度，主张建设一个单一制国家。从思想渊源来看，梁启超提出的这种“立国”之道，既源于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也源于传统中国的法家思想；梁启超对单一制国家结构的认同，主要是这两种思想渊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把国家主义、法家思想视为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观的思想渊源，那么，他所主张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可以视为这两种思想渊源在宪法层面上的制度表达。
先看国家主义对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塑造。
梁启超接受的国家主义，主要是经过日本人转手的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由于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确立明治国家的体制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24]其富国强兵的实践功能已经在日本，以及在德国，都得到了极其有效的验证，因而受到了梁启超的全面服膺。正是在国家主义的长期熏染下（详后），1912年，梁启超借“中国立法大方针”一文，强烈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强调民众的安危、兴衰，均依赖于国家本身的建立与完善，“人民能建设完全国家者则日以荣，其不能者则日以悴。夫国家如何而始为完全？其分子调和，其结构致密，能持久而不涣者，其可谓完全也已矣。”而一个完全的国家，离不开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试观各先进国中央与地方指臂之相使、头目之相捍何如，而我则何如”？因此，要建立一个结构致密的完全国家，就必须排斥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因为，“个人主义昌，其妨国家成立者一；地方感情胜，其妨国家成立者二”。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要求建立一个结构致密的国家，而且还要求建立一个大国，因为，“今世界惟大国为能生存。”[25]既然要建立一个结构致密的大国，就只能借助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那种强调“各省独立”的联邦制，既与“大国”的理想背道而驰，也与细密化的国家结构、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之目标南辕北撤。
梁启超虽然是在武昌起义暴发后才正式提出了单一制国家结构的立国之道，但是，他对国家主义的认同早在辛亥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张灏认为，“1903年初春，梁启超出访北美，……思想中开始出现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但这归根结底并不代表一个新的起点，而是他思想中已潜伏的某些基本倾向的一个最终的发展。国家主义的倾向在随后的几年中愈加明显，这决定了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政治态度。”[26]这就意味着，经过长达十年的思想积淀，国家主义已经成为了梁启超思想的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决定了梁启超在“单一制/联邦制”这种重大问题上的政治态度。可见，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并不是一个轻率的、偶然产生的念头，而是多年前就认同的国家主义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