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武昌起义暴发后的次月，梁启超发表了一篇名作：“新中国建设问题”，这是梁启超首次在“单一制/联邦制”的框架下对于新中国的国家结构问题做出回答。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首先阐明了问题的由来：“我国之大一统，逾两千年。单一国、联邦国之问题，本无从发生也。自一月来，各省相继宣告独立，识微之士，始思标此义以谋结合”，这就是说，“单一制/联邦制”的问题是辛亥革命进程中的政治现实催生出来的。在此之前，大一统的中华已经习惯于单一制的政治结构，根本就不发生“单一制/联邦制”的选择问题，是辛亥年间的“各省宣告独立”这一事实，已经在中华大地上造成了联邦制的可能趋势，才使“单一制/联邦制”的选择成为了一个极其现实、不容回避的政治法律问题，“凡一问题之发生，皆起于不得已，今既有各省独立之事实，人人忧将来统一之艰，然后心理乃趋于此著”。在国家结构已经走向十字路口之际，梁启超通过“单一制/联邦制”的比较，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新中国”应当选择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基本思想。梁启超的论证理路，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从演进规律来看，联邦制仅仅是国家结构的过渡形式，单一制才是国家结构的终极形式。“治国法学者，称联邦国为完全国家之过渡，凡以联邦组织立国者，皆一时不得已之所为，非欲以此终焉已也。今世联邦国之最著者，莫如德、美。而彼两国之政治，方日趋于集中，其渴思糅联邦以归于单一，至易见也。故两者之利害，本无商榷之余地”。这就是说，单一制代表了国家结构形式的演进方向，是完成时态的国家结构形式，而“联邦国不过单一国之过渡，究极必求趋于单一，求之而未得，乃以联邦为一时权宜，故联邦云者，必前此仅有群小国，无一大国，乃联小以为大也。若前此本有一大国，乃剖之为群小，更谋联之为一大，微论不能，即能矣，而手段毋乃太迂曲，吾平素所以不敢持联邦论者以此也。”换言之，从联邦制走向单一制，是历史的必然；相对于联邦制，单一制是“更高级”的国家结构形式。在这样的客观规律面前，如果可以在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当然应当选择“更高级”的单一制。
其二，从历史传统来看，在我国历史上，单一制由来已久，联邦制的基因却无处可寻。梁启超认为，“国家为一种有机体，非一时所骤能意造也，其政治现象之变化，必根据于历史。”就“今世联邦国”来看，“德之各邦，自中世史以来，久已存在，建国最古者垂千年，新者亦二百余年，新帝国之建，不可排奥戴普，一转移间耳，其历史之深远若彼。美则自清教徒移植以来，各州本为自治体。”比较而言，“我国昔虽为封建，而废绝已两千年，无复痕迹，虽人民私权，政府向不干涉，缘放任结果，留自治之美风，然欧美人所谓完全自治机关，求诸我国，实渺不可得。”[19]这几句话表明，梁启超一方面借用了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另一方面，还体现了同样是出自德国人的历史法学派的思维模式。这两种理论学说都可以推出同一个结论：国家结构形式根源于国家的历史传统，且受制于国家的历史传统。“质而言之，则联邦国与单一国，其组织之根柢，盖有万不能相师者。”[20]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联邦制的基因，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建立起联邦制国家。因此，单一制国家结构，实为中国历史传统的必然产物。
其三，从现实条件来看，中国没有建立联邦制国家的人力资源，只能选择单一制国家。“夫德之各邦、美之各州，其内部之构造，实与一国无异者也。今日合全国俊髦，以谋构造唯一之新中国，犹惧不给，其更有余力以先构造此二十余邦乎？此不可不熟审也。夫构造唯一之新中国，不过由旧而之新耳，为事虽难而尚易，构造二十余邦，乃自无而之有，为事似易而实难，此不可不熟审也。”[21]在梁启超看来，联邦制是由众多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组合起来的，其中，每个政治实体都需要相当数量的、且具备足够政治能力的“建国者”。这样的“建国者”绝不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诸侯，而是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的政治家（“俊髦”）。然而，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新式的政治家，来满足建构众多政治实体的需要；中国当时的政治人才，顶多只能满足建构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需要。因而，政治人才的匮乏，人才资源方面的限制，让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成了唯一可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