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想寻找“失败者”的“成功”之处。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梁启超虽然影响巨大，但是，按照当代流行的革命化的政治尺度与叙事框架，他常常被置于否定性人物的行列。对此，李泽厚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他说：“关于梁启超和王国维……，1949年以来，对他们两人的评议虽多，但基本论调则几乎一致，即作为否定的历史人物来对待和论述。道理很明显，也很简单，梁启超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保皇派，辛亥以后也一直站在反动派方面。”[4]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中，梁启超是一个落伍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就个人在思想史上的影响而言，梁启超显然又是一个极其成功的人：在清末民初那个特定的时间段落里，很少有人在思想影响方面能够超过梁启超。这种政治上的失败与思想上的成功，构成了一个悖论，对于这个悖论的索解，有助于“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沿此线索，甚至可能进入一个奇异而美妙的世界观。”[5]因而，探究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期间形成的单一制国家结构观，也许可以体现出这样的思想意义。
最后，与前一点紧密相关的是，辛亥期间的梁启超还有一个需要识别的身份：“反联邦党人”。在上文述及的美国建国文献中，除了居于神圣地位的《联邦党人文集》，其实还有一部与之针锋相对的《反联邦党人文集》。较之于政治上成功的联邦党人，反联邦党人可谓政治上的失败者（详后）。与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失败者相比，梁启超也是政治上的失败者。而且，无独有偶，梁启超既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同时还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结构的反对者，因而也是一个“反联邦党人”。从这个角度上说，梁启超与美国的反联邦党人具有双重的相似性和可比性：他们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都是“反联邦党人”。如果说，美国的反联邦党人已经受到了思想史家的重视，[6]那么，梁启超作为民国初创时期的“反联邦党人”，其主张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反联邦思想”也应当受到当代学界的重视。
然而，在当代学界，在张朋园关于“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的专题著作中，虽然在“强有力的政府：中央集权与保育政策”的小标题之下，指出了“任公为实现其‘强有力的政府’理想，既不主张以立法控制行政，且反对地方分权主义，在民权高张声中，敢于别树一帜”，[7]但基本上没有直接提到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在汪太贤关于“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专题著作中，虽然也提到了梁启超的地方自治观念，[8]但却没有讨论到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
以上几个方面，构成了本文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了实现这几点理论旨趣，为了对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进行有效的揭示，下文首先考察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前以地方自治为核心的国家结构思想，接下来剖析梁启超从地方自治向单一制国家结构的思想转向。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论述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两种渊源：异域的国家主义与本土的法家思想。最后，把“反联邦党人”梁启超与美国建国之际的反联邦党人进行比较，以之作为本文的结束。
二、地方自治：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国家结构思想的基本取向
19世纪末，经过甲午战争的冲击，尽管在某些得风气之先的士大夫眼里，“天下”已经变成了“万国”，以“家-国-天下”为骨架的政治结构与秩序框架已经趋于坍塌，但是，政治机器的解体总是要比思想上的松动滞后几个节拍。不过，就在思想上的乾坤颠倒发生之后（即甲午之后），[9]在政治上的乾坤颠倒发生之前（即辛亥之前），梁启超开始了对于国家结构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当然，梁启超对国家结构的探索有一个萌芽、逐渐展开、从自发到自觉的深化过程。在辛亥革命前，由于君主政治、王朝体制还在传统的旧轨道上运行，受制于这种现实的政治环境，梁启超主要是从地方自治的角度来思考国家的结构形式问题的。
1897年11月，梁启超来到长沙，出任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此间，在一封给湖南主政者陈宝箴的信中，梁启超提出了地方自立的观点，他说：“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今夫以今之天下，天子在上，海内为一，而贸然说疆吏以自立，岂非大逆不道，狂悖之言哉！”[10]这句话表明，梁启超尊重当时的政治现实，愿意在既有的政治格局下思考问题，显示了他后来成为改良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基因。然而，即使承认既有的政治框架，梁启超还是愿意冒着“大逆不道”的心理压力，提出地方自立的政治方案，主要的动因就在于：甲午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形成的“瓜分之势”越来越急迫。为了应对瓜分狂潮，为了给中国留下一线生机，梁启超才提出了“一二省可以自立”的设想。由此可见，梁启超最初的“地方自立”思想，并不是理论推导的结果，甚至也不是对国家结构进行通盘考虑的结果，而是一个应急性的救亡之策：万一多数国土都沦为了列强的势力范围，总还有“一二省”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为中华文明留下一线生的希望。不过，两年后的1899年，已经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回忆他在湖南的活动时，对他当时的活动进行了理论上的提升，称自己“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11]——这可能是梁启超第一次直接提出具有国家结构意义的宪法理论：地方自治主义。换言之，在此时的梁启超看来，地方自治不仅是一个应急之策，同时还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学说或主义。这标志着，梁启超对于以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结构问题，开始有了初步的理论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