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列举与概括相结合以确定监听的适用范围。监听只能适用于重大复杂的刑事案件，而且还应以必要性为前提。但在表达方式上，各国规定并不一致。笔者认为，以列举加概括式较为妥当。这是因为，明确规定对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谋杀等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可以进行监听，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但是，我国还处于转轨时期，新型犯罪不断出现，如果单纯采用列举模式，恐怕难以应付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对其他严重危害治安的犯罪，经过检察机关批准也可以进行监听。
(三)以书面许可作为监听的执行依据。侦查机关进行监听必须要有书面的批准文件为依据，这对于明确监听的范围和规范监听的程序，以免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都是有积极意义的。笔者认为，监听的批准文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被监听人的姓名、地址、身份等个人情况、涉嫌犯罪的情况、监听的时间地点以及监听设备的情况、执行监听的机构和人员的名称、批准监听的机关、监听的期限等。
(四)监听期限以1个月为妥，既可以保持立法的平衡，也有利于提高效率和强化监督。监听的期限是指每次申请监听时，批准进行监听的期限。如果在此期限内没有完成预定任务而又有继续监听必要的，经申请并获得批准后，可以延长期限。笔者认为，监听期限的长短既要考虑到实际需要，又要考虑到和其他法律规定的一致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为1个月的比较多，从立法的一致性来看，1个月的期限比较合适；而且，较短的期限也有利于批准机关加强对监听的监督。如果在此期限内没有完成任务，也可以申请延期，不会妨碍正常侦查工作的进行。
(五)监听信息的严格保存和谨慎使用。由于监听所记载的信息涉及到当事人的隐私，为了防止这些材料不当扩散，各国法律都对监听信息的保存作了规定。比如，在美国，记录监听信息的材料由法官封存，而在德、法、意大利等国家，则由检察机关保存。我国有学者作出了中间的选择，建议法律明确规定，执行机关完成监听任务后必须将有关材料送决定机关审查，然后在决定机关的监督下复制一份，原件由侦控机关随案移送，复制件由决定机关与执行机关共同签名后由法官保存，以便将来控辩双方对原件的内容发生争议时拆封核对。[13]笔者认为，这样的建议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按照该学者的意图，该制度的目的是加强法官监督防止歪曲被监听者的原意。然而该制度的漏洞在于，监听信息在移送法官之前一直在监听机关手中，如果其有意对有关信息进行歪曲，完全可以在这个阶段进行，不必等到在法官的监督下已经制作了复制件以后再去歪曲———这样做是与常理不符的。因此，笔者建议，监听结束后，监听机关就应当立即通知被监听者，赋予其对信息的异议权，以保证监听信息与原始状态一致。然后由双方共同签名封存，并由侦查机关作为证据随案移送，但其中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部分应当保密。此外，信息材料一般也只能在本案当中使用，以防被监听者隐私的过分扩散。当然，监听信息的使用对抗辩双方都是平等的，双方都有权加以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