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实施情况的两点疑问
两个证据规定代表了我国刑事证据法的最新发展，其中不乏闪光之处，但也存有值得商榷的内容。毕竟，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静态的法律规范，其效果如何，还要看其在司法中的实施情况。相比较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实施情况，笔者不免仍有些担忧，与当下多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通过状况相同，人们有理由思考这一规定将来的执行状况，拷问其实践有多大的可操作性。
疑问一：配套措施在哪里？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得以贯彻实施的空间在哪里？这涉及与之相适应的诉讼程序的配套，保障机制的落实，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最为缺失的。一定程度上来看，这个规定仍然具有我们国家过去立法的特色，条文读起来非常好看，但是做起来非常难以落到实处。这也是从2000年开始，我们国家在进行刑事立法过程中，我们所遇到的是制定单独的刑事证据法，还是把证据法的完善纳入刑事诉讼法的完善中。笔者自始至终坚持的观点就是证据法要纳入刑事诉讼法当中，因为证据问题和诉讼问题交织在一起，无法进行立法的切割。
例如，如果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能够在侦查阶段得到全面的普及，那么在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中，取证合法性的证明问题就不会那么棘手。这对于控辩审三方都是有利无害的，公诉人可以免于部分被告人的“无理取闹”，受侵害的被告人则破解了取证的难题，法官也不必在认定事实上“进退维谷”。再如，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高羁押率，造成了大多被告人自始至终的弱势地位，取证、举证等多有不便，如果能够赋予律师讯问在场等参与的权限，无疑将提升被告人的防御能力，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功效得以更好的发挥。而目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这两个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
疑问二：非法证据能否被排除？
两个证据规定相互配合共同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与程序，然而笔者对此仍然心存疑虑，仅从目前该规则的文本出发，该规则在复杂的刑事司法体制与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前景不容乐观。
其一，对于言词证据的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仅提及排除“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对于非法手段的列举范围比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还要窄，即“威胁、引诱、欺骗”所获证据是否排除语焉不详，这必然引发实践执法的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