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上述内容对司法协商来说是关键性的，但司法协商的内容还远不止这些，刑事司法中的认罪协商、当前正在尝试的轻罪和解、所有诉讼中的法律责任划分及承担等等，都应当也能够纳入协商的视域。协商对话功能的发挥程度，取决于对话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包括：证据的展示与交换，事实的辩论、协商及认定，法律的解释、理解与适用，法律责任的协商与确认（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必要补充）等等，呈现出一个协商空间逐步递增的过程。这也是对德沃金式的赫拉克勒斯超级法官“唯一正确的答案”司法幻想的纠偏，因为人世间并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赫拉克勒斯超级法官，即使我们能够找到适合于具体个案的答案，也只能是“更好的”而不是“唯一正确的”，且只能通过沟通性论辩协商获取，决非由法官单扛或独享。
三、协商对话与司法理性
对抗式诉讼与协商对话式诉讼的根本区别集中于司法理性：在东方传统上重视“人情”、“人性”的社会，表现为司法理性的欠缺和不足；而在经过启蒙思想浸润过的西方社会，则表现为司法理性的泛工具化、形式化，二者形成了两个极端。
在理想的协商中，人们运用的是“更好的观点的力量”法则导引意志和行为。“由于用法则来引导行为离不开理性，因此，所谓意志，不是别的，就是实践理性。”（康德语）[24]诉讼和司法行为即是上述的“用法则来引导”的“行为”，理性是其基本前提，而这种理性就是实践理性、交往理性。在协商对话式诉讼中，“协商是理性的，因为参与各方需要表明自己提出、支持或者批评各种根据的建议。他们提出这些根据，是希望他们（不是他们的权力）会决定他们建议的命运。”“目标是实现理性推动的共识。”[25]这就从根本设计上不给对抗预留席次和发挥作用的空间。
（一）法庭乃公共理性的范例
约翰·罗尔斯指出，公共理性的理想不仅适用于立法者在议会大厅高谈阔论，也适用于行政部门的公共行为和声明，“它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适用于司法机关，并且首先适用于具有司法审查机制的最高法庭……法庭的特殊作用就使它成为了公共理性的范例。”“公共理性还特别适用于司法机关及其各种决定，而司法机构乃是公共理性的一种制度范例。”[26]
罗尔斯之所以把最高法庭作为公共理性的范例，其原因有三：首先，“在具有司法复审（制度）的宪政体制中，公共理性是其最高法庭的理性”；第二，“法庭的作用不仅是辩护性的，制度范例的作用，对公共理性发挥恰当而持续的影响”；最后，“法庭作为公共理性范例的作用还有第三个方面：在公共论坛上赋予公共理性生动性和有效性”。[27]换言之，首先，在具有司法复审（制度）的宪政体制中，唯有公共理性堪称其最高理性，个体理性应当服从并受制于公共理性，唯有如此才能够防止利己主义的偏颇，坠入投机取巧式的谬论、极端或诉讼策略行为；第二，法庭的作用不仅仅是决定具体个案的是非曲直、当事人自身的荣辱得失，它能够对公共理性发挥恰当而持续的影响，赋予其实在的内容；最后，法庭作为公共理性范例，在公共论坛上赋予公共理性生动性和有效性，公民藉此成为负责任的真正的公民，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是司法所承载的和谐使命所使然。
（二）协商对话式司法需要的是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想。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于是，公共理性便在三个方面是公共的：作为自身的理性，它是公共的理性；它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正义；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28]诉讼过程不应该完全是对抗性的利己主义利益的竞争过程，其中，每个人都试图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而不管其他人的成本如何。相反，诉讼应该是一种讨论、辩论和批评的过程，其目的是解决冲突和争议。诉讼参与者应该在这种过程中促进自己的利益，但同时也应该对他人负责，赋予自己的诉求以正当性。这就意味着诉讼参与者必须愿意和有诚意考虑别人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