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极端的，当属“十族”的特例。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一部漫长的古代史中仅有一例，是特殊时期，由于特殊的原因，发生在特殊人物身上的特殊案件。这一惨剧的主角是明初学界巨擘方孝儒。明惠帝时，方孝儒因主修《太祖实录》、《类要》等重要典籍而名高一时。不料祸起萧墙，燕王以“清君侧”这一古老的借口起兵南下，并最终推翻惠帝，自立为帝，是为明成祖。篡位者为了向天下正名，欲借方孝儒之名草拟登极之诏。不料方孝儒一派愚忠，本着不事二主之心，拒不合作，且“大书数字，投笔于地，曰：‘死既死，诏不可草’”，成祖威胁道：“汝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儒毅然说道：“便十族，奈我何？”成祖盛怒之下，竟不顾“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劝告，将其门生数人连同其九族并而诛之，是有“十族”之说，此次杀戮，罹难者竟达八百余人之多，可谓族刑的登峰造极之作，充分暴露了古代统治者的凶残本性。[5]
族刑的历史发展线索并不难寻觅。春秋时期，始有“三族”的记载：“（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6]除秦国外，其它诸侯国也不乏族刑之例。当然，秦国在当时，在许多方面总是要先行一步。尤其是商鞅当政后，过于看重刑罚的威慑功能，广泛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连带责任制度，即连坐制度，这就为族刑的实施和范围的扩大提供了前提。《汉书·刑法志》说：“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诛”。“参夷”即“夷三族”。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自己最终也难逃“灭家”之灾，正所谓作法自毙也。
至秦始皇时，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和糟糕。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崇尚重刑思想，并毫不手软地贯彻于实践之中，为巩固中央集权，大凡“以古非今”、“挟书”、“妄言”、“诽谤”皆施以族刑，这是与秦之暴政相适应的法律措施，既造成天怒人怨，加速了王朝倾覆的进程，也为后世所广泛抨击和挞伐。然而，继秦之汉虽于初期以除秦苛法为务，“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7]这就是族刑基础上附加凌迟之刑。可谓惨毒之至。
此后，汉朝虽也曾偶见废族刑之举，但终未能持之以恒，君王们信誓旦旦之后往往自食其言。汉以后到唐以前，族刑不废，其株连范围开始走向规范化，形成了某些惯例，如族刑对象限制在谋反，大逆等重大犯罪的范围，出嫁之女只随夫家连坐，并出现了不杀祖父母、孙及女性亲属的倾向。这就为《唐律》对族刑的限制性规定奠定了基础。在《唐律》中，规定“谋反”、“大逆”两罪，父、子年十六以上一同处死，其它亲属均免去死刑，以其亲疏之别，或收、或流。而一般死刑，只杀本人，亲属受免死之刑。这种不入于死刑的缘坐，已非严格意义上的族刑了。所以，相比而言，《唐律》对族刑范围的控制是较为狭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