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是私法性质的诉讼，其基本任务在于解决民事纠纷。民事权利属于私权，与民事诉讼证明方面的经验，以合法证据的优势证明作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但对于涉及国家社会重大利益或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则应更加严肃对待。
需要指出的是，在民事诉讼中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并不意味着否认认识论和客观真实在民事诉讼证明中的作用。以优势证明而论，它是指其盖然性超过对方的证明，意味着该证明符合客观事实的可能性大于其对方，更接近于客观真实。因此，优势证明标准也是建立在对客观真实的合理预期的基础之上的。从总体上来看，根据优势证明标准作出的判决反映客观事实情况的平均率，总体上要大于其违背客观事实的平均数字。承认优势证明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并不否认达到客观真实的可能性，仅仅是表示在一定条件下为了效率及追求其他价值目标可以放弃达到客观真实的努力，但不等于在任何条件下，法院都放弃达到客观真实的努力。在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中，关于法官（或法院）在案件审理中的作用，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官应当完全居中公断，不享有任何调查权；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一定情况下，如诉讼期限和司法资源允许的情况下，能够查明案件事实真象的，不能绝对否认法院的调查取证权及其必要性。我们认为，为了避免审判迟延、程序繁琐和费用增加，在当事人主导诉讼的前提下，仍须发挥法院的职权作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我们认为，这一规定的精神是可取的。例如，在原、被告对某一可直接感知的事实问题提出了截然相反的主张时，与其依赖原、被告双方繁琐的举证程序，不如法官通过实地调查直接发现事实真象。
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又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行政诉讼的实质是国家运用司法手段解决行政机关因其具体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与相对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争议。行政诉讼的基本内容是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审查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正确地适用法律、法规，并是否符合法定行政程序。可见，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取决于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对相对人违法事实的证据证明要求达到什么程度。在这里，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违法事实的认定，同样应当以可知论作为前提，而且应当看到，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实际上体现的是行政机关在对相对人作出不利的行为时其所根据的事实符合客观事实的程度。从国家行政权力与公民、法人权利的关系来衡量，证明标准越高，行政权力的行使就越慎重，公民、法人的权利就越有保障；反之，证明标准的要求越低，行政权力的行使任意性就越大，公民、法人的利益就容易受到非法侵犯。因此，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现的是国家对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态度。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第54条第（一）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该条的第（二）项规定，“主要证据不足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据此可以看出，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法律表述是“证据确凿”，这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确实充分”相当近似。这一证明标准的确定，反映了立法者对行政诉讼性质的明确认识和对行政执法的
我们认为，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偏严、偏高，不仅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做到，而且由于双方负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的提高必然导致加重原告的证明责任，增加原告败诉的可能性，使原、被告双方负担明显失衡，有失公正。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赞成多数学者所主张的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区别对待，在民事诉讼中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在慎重态度。行政诉讼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公民权利与国家行政权力之间的冲突与纷争，其目的既在于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又在于监督国家行政权力的合法运行。行政权力的运行后果虽不象刑罚权那样直接涉及公民的生命权，但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法人的权益的剥夺和限制，可能造成严重的法律后果；许多具体行政行为，如劳动教养决定、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等，对公民、法人权益的影响程度有时未必低于刑事诉讼，因此，必须从立法上体现出必要的慎重态度。而且应当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不要主观臆断，要主观符合客观；更不允许故意歪曲事实，枉法行政。这是我们必须r坚持的立场。当然，行政诉讼的利益牵动范围毕竟仅限于涉诉相对人，而且行政诉权的行使也具有一定的处分性，因此，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略低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也是符合实际的。何况具体行政行为的种类千差万别，其法律后果也不尽相同，在具体标准的把握上既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又要注意区别对待。总的来说，对于涉及公民人身自由权利、重大财产权利、法人的生产经营权利以及重大复杂的案件，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严格适用“证据确凿”的标准；而对于那些轻微的案件，对证明标准的要求可以适当降低。以上说明，在行政诉讼证明中，只讲法律真实，摒弃客观真实也未必是正确的。
【作者简介】
陈光中，单位为中国政法大学；陈海光，单位为中国政法大学；魏晓娜，单位为中国政法大学。
【注释】*本文主要根据陈光中教授的学术报告整理、补充而成。
影响构造刑事证据制度的理念，当然还有效率论等观念，但效率论从广义上说，可包括在司法公正之内。而且理论基础不能过多，多了就不成为基础理论了。
如张子培等：《刑事证据理论》（1983年群众出版社出版），裴苍龄：《证据法学新论》（1989年法律出版社出版），崔敏主编：《刑事证据的理论与实践》（1992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陈一云主编：《证据学》（1991年法律出版社出版），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修订eg）2000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等等
《牛津法律大辞典》（中文版），光明日报出版社，第728页．
《布莱克法学大辞典》（中文版），光明日报出版社，第728页。
（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现代汉语语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08页。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42、
43、
170、
204条。
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何家弘：《新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5页、41、45页。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第214—219页
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
迈克·麦考韦利发教授：《对抗制的价值和审前刑事诉讼程序》，载《英国法律周专辑》，法律出版社、博慧出版社1999年版
蔡墩铭：《刑事诉讼法学论》（修订版），（台）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第22页。
维辛斯基在1950年出版的《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第三章第二节名为“内心确信与实质真实”，斯特洛果维奇在1947年出版了《刑事诉讼中的实质真实学说》一书。
切里佐夫：《苏维埃刑事诉讼》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18—119页，第195—200
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维辛斯基：《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法律出版社1956年中文版，第240页。
卞建林译：《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2页。
（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学》（中文版），法律出版社第9页。
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学》（中文版），法律出版社第11页。
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5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6页。
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参见《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286条第二款。
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441页。
（英）J w 塞西尔·特纳著：《肯尼
刑法原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49页。
参见《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载程味秋等编：《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刑事司法文献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S．E Merve，E．W Morkel，A．Paizes，＆ A．St Q Skeen：Evidence，JUTA ＆ CO．LTD，1983，p．423．
David Byrne QC，JD Heyon：Cross On Evidence（Third Australian Edition），BUTTERWORTHS，1986．p．243．
该数据来源于：陈光中教授访美期间由美国第二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Jon．O．Newman P．所提供的材料。
参见2000年6月14日《法制日报》。
（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第414—415页
Supra note，p．122．
转引自崔敏主编：《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三项（庚）目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汉书·路温舒传》。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61条。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也有类似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无须举证。这一规定把承认的事实排除出了证明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