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诸如特困户、孤寡老人等成力被征收入时，按照一般的市场价格作为补偿标准，其基本的生活权利就会受到影响。
对公民的征收补偿意味着对其财产权损失的弥补，补偿金额过少就意味着公民权利受到了损害。因此，有学者建议“新《条例》”中应采取“制订出全国性拆迁补偿指导规则，规定补偿标准的基本原则，包括对被征收入生活、居住等方面的因素。地方政府则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些具体规定，但不得与全国性指导规则发生冲突和抵触”[10]的作法。笔者认为，这一思路是目前的最优选择。在采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再引入公众参与制度，可以监督地方政府规定的合理性，保障被征收入自身权益，最大化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因为：第一，公众参与可使被征收入表达出对补偿的期望值并阐明自身的理由（尤其是当存在特殊情况时）。第二，公众参与可使被征收入对征收入制定的补偿方案进行监督，认为不合理的，可以提出异设。第三，公众参与可使征收入获悉更多被征收入的信息与需要，合理化调整补偿方案。第四，公众参与可以缓解征收入与被征收入之向的对抗情绪，促进拆迁补偿协商。
二、以听证制度界定“兜底”条款中的公共利益
（一）听证制度的引入
从国外立法实践来看，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模式主要存在概括式与列举式两种。概括式是指在法律条文中并不明列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而只以“公共利益”一词涵盖表述，典型代表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11]这种界定模式符合公共利益开放性、演化性的特点，有利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大的弊端则是容易留下权力滥用的漏洞。美澳等国如此规定是建立在比较完善的公众参与、正当程序以及司法审查制度作为约束机制的基础之上。在确保执法者与法官普遍具有较高的法律专业技能与素质的前提下，给予其较大的自由裁量与解释权，由执法者根据其对个别案件的具体理解进行操作，由法官根据其对法律理念、目的、原则和精神的理解作出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司法裁判。然而，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规定和行政执法者、司法者专业素质却不具备以上条件，因此概括式规定在我国实难存续。列举式是指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使之尽可能的具体化、明确化，典型代表如德国、日本之规定。[12]列举式可以限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力公民、执法者、司法者提供确定的判断标准，是对公民财产权保护力度最大的方式，但其弊端则在于会缩小公共利益之真实范围，这于严格的限制甚至会阻碍社会与经济的正常发展。目前我国仍处在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的形势下，采取严格的列举式，也不符合现阶段国情。[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