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共犯独立性的逻辑，在共同犯罪中单纯提起犯意、出谋划策的人，其行为的危险性、正犯性都是非常清楚的，应当成立主犯。但是，有学者指出：只有在刑法强调犯意在犯罪中的意义时，才会得出造意为首的结论，从而影响立法和司法。在我国，从《唐律》开始，中间经过明、清，都一直将造意为首作为立法取向，“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问题上，更注意犯意发起。这也反映了我国封建统治者诛心的思想”。[3]在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对于造意者的作用认定，政变共犯独立性的主张，肯定共犯独立性说的价值，或许有特殊意义。
刑法客观主义赞成共犯从属性说。基于犯罪共同说的立场，刑法客观主义将共同实施一定的犯罪作为共犯成立的前提，认为正犯的行为依构成要件理论是符合基本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对于构成要件结果的形成具有根本性影响，自然可以成立独立的犯罪。但是，对于犯罪的发生只有间接关系的狭义共犯（教唆犯、帮助犯）的行为，本身并不能成为独立的犯罪，共犯没有实施正犯意义上的实行行为，并无独立的犯罪性和可罚性，其犯罪性和可罚性都隶属于正犯，依赖于正犯的实行行为，无正犯即无可罚的共犯。只有单纯的教唆、帮助行为，他人并未接受教唆、帮助的，共犯并不构成犯罪；必须是被教唆、被帮助的人着手实施犯罪时，共犯才成立。共犯成立必须以正犯具有实行行为为前提。刑法分则中规定的每个罪的构成要件是以实行行为为模式设计的，教唆犯、帮助犯的犯罪性要低，所以，必须从属于实行行为。共犯从属性说以正犯的行为为中心，使共犯依附于正犯而成立，这就严格地限制了共犯的构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揭示了正犯与共犯的关系，因而具有合理性。
按照共犯从属性说的观点，在他人并未着手实行的场合，教唆者无罪；即便被教唆者着手实行，出谋划策、提起犯意的人对法益的侵害也相对间接，其危害性要小于着手实行的正犯。因此，基于共犯从属性说的立场，将绝大多数提起犯意的人认定为从犯是有其合理性的。
上述分析充分表明，共犯从属性说、独立性说的争论，不仅对定罪有影响，对狭义共犯的作用确定，对量刑也有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