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因之二：哲学思想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
其实一开始两大法系在著作权制度上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大的分歧。一般观点都认为，15—17世纪这段时期，英法德等国的国王或王公均授予书商一种类似现代著作权的特权。尽管这些特权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其核心内容是相同的。一方面其保证某一书商印刷某一些书籍的垄断特权，另一方面政府可借此控制图书的内容进而控制异端思想的传播。{4}(Ｐ34-35)不过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两大法系的著作权制度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不同的资产阶级革命方式的影响下，尤其在不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两大法系渐行渐远，终于分道扬镳，以致在是否承认追续权的问题上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温和的“光荣革命”，许多革命以前的法律和制度得以保存，社会以改良的方式来实现进步。自罗吉尔·培根、弗兰西斯·培根以降的经验主义哲学对英国法律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著作权领域一种重商主义的经济价值观占据了支配地位。重商主义者根据社会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极其强调商品的自由流通和保护所有者的权利。因此在版权(著作权)领域，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保护出版商利益，阻止其他人非法复制作品。这种思想的注意力集中在作品的物质载体的所有者而不是作品的创作者身上，认为版权法是调整贸易的手段。其将自由市场经济观念与保护出版商的精神融为一体，旨在鼓励人们对文化产业进行投资。这种哲学思想首先得到了1709年《安娜女王法》(《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Ａｎｎｅ》)[8]的认可。在这部法令中出版商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作者的权利只是微不足道地被提及。以此为滥觞，在以后的普通法立法中虽然作者权益的保护有了较大改观，经济观点仍处于突出地位。这种立法思想及其制度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活动而被带到了现在的美国和英联邦国家，这种殖民半殖民时期的法律后来作为这些国家的法律传统在这些国家摆脱了英国控制后得到了保留。
而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法国在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革命的荡涤后，旧的法律制度被完全打破，新的制度在全新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深受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天赋人权学说及康德哲学思想影响的大陆各国高举人权的旗帜，坚持个人自由和人权神圣不可侵犯，鼓励个性的张扬，强调作品是作者灵感的产物，是作者思想和愿望的表现形式，因而是作者人格的延伸。自然而然著作权本质上应该是个人主义的，这种权利来自个人的创作行为，它是作者与生俱来的人权在新的法律关系中的具体反映。基于这种认识大陆法系各国普遍确立了以保护作者权利为中心的著作权制度，法国1791年《表演权法》和1793年《作者权法》开了此种立法之先河，其后为大陆各国相继效仿。这种立法指导思想同时也为创设和承认追续权提供了思想支持。
此外两大法系的文化传统上的不同也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法律说到底还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律表面上的深刻差异或多或少总是可以追溯到文化上。自世界帝国罗马崩溃以后，在经历几个世纪恢复后的漫长的欧洲艺术史中，继承了希腊罗马文明衣钵的两个拉丁国家——法国和意大利的艺术界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艺术上不断推陈出新，为数众多的艺术家如夜空中的繁星，熠熠生辉，璀璨夺目。而英国孤悬海外，交通不便，开化较晚，文化艺术在较长的时期内整体上处于落后状态，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谓乏善可陈。[9]16世纪发生的宗教革命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效果。根据韦伯的观察，在西欧宗教构成多样化的国家无一例外的发现一个同样的现象：在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家，近代工业的高级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企业管理培训的管理人员中绝大多数是新教徒。这一状况甚至引起了天主教报刊、文献乃至天主教大会的多次讨论。韦伯进一步研究发现信奉天主教的父母让子女所受的高等教育的类型与清教徒让其子女所受教育的类型大不相同。毕业于工商技术院校的天主教徒的子女占毕业生的比例远远低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与此对应的是，天主教徒更愿意接受人文学科的教育。我们也注意到几个拉丁国家都是天主教徒占优势的国家，他们宗教中的禁欲成分远比新教少的多。而英国自宗教革命以来就是一个清教徒为主的国家，他们教义中的禁欲主义成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艺术的发展。{5}(Ｐ23)近代以来，在民风热情奔放，极富艺术创造力的拉丁各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更是人才辈出，涌现了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和很多的传世佳作。特别是有“艺术之都”美称的巴黎更是诸多现代艺术流派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孕育了不少不朽的艺术大师——毕加索、凡高、印象派的大部分艺术家都在这里度过了艺术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这些国家的传统上就很重视鼓励艺术创作，保护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因此追续权首先出现在法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