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舒两令的断法，樊增祥力加饬责：“前后两任，其抱定死例，断归本夫，如先圣后圣之同揆”，而“此等判词不仁不明，阅之令人胸中作恶”。樊增祥认为：陈世德之荒年弃妻，则夫妻情断义绝。舒令已于堂断中言及，“而所断与所言竟如两己相背反”，反“不如仓正、乡约之公且明”。两令“夫以妻还世德，而世德不承情；以钱与福成，而福成不生感；朱氏难乎为妇，幼女莫保。其终断一案，而四面皆非，两番上控。是以不可以已乎？”
樊增祥并总结两令谬断的原因在于：刘令、舒令不体“人情”。案中樊增祥所言“人情”，一方面是指讼起的肇因：陈世德荒年弃妻，四年之后，于乞食途中遇见前妻，由此生出诈财之念。另一方面，朱氏与后夫生活安定，并已育有幼女，其愿随后夫而厌弃“浪荡”的前夫，亦在情理之中。此外，照两县所断，朱氏不单将再次失节，并且，“不问而知其为奸民”的陈世德赎妻之后再卖，在身为不务正业的人而言，是基本可以预见的结果。而两县竟不能体察此情，一味“抱定死例”，将朱氏与闵福成夫妇离异，而“强令”朱氏与前夫复合。[44]
两令所断尽管依照律例（即樊增祥所说“抱定死例”），但却殊出“情理”之外，因而被认为属于谬断。樊增祥于此案并拟出与县断不同的改判意见（内容详于下文）。
由以上樊增祥或批、或判、或论的案件视之，知县的断案看来本有十分明确的关怀，[45]即：所断是否违逆诸如“人情”、“人心”、“公理”、“天理”（或通常笼统所称之“情理”[46]）。
在具体的案例中，似乎并不难体会到“情理”的含义，但“情理”的确是随个案的不同而变换。因此，要脱离具体的案例为它们给出一个正解，殊非易事（至少本文不能奢望为之）。
无论在传统上“情理”具有怎样特定的含义，就讼案的审断而言，它们实际就是用来判定“是非”的重要标准。[47]问案（仍指本文所考察的几类讼案）不仅要知晓律例，还必须考量“情理”（是否问案“好手”恐怕主要在于是否精于此道），此似为断案一定之理。正因为此，时人并不讳言对律例的“突破”。樊增祥描述州县断案情形时说：“……且州县终年听讼，其按律详办之案，至多不过十余起。中简州县有终年不办一案者（此处‘终年不办一案’并非指州县完全不听讼，而是有意将需申详上宪的徒以上案件与细故之断区别开来），其所听之讼，皆户婚、田土、诈伪、欺愚，贵在酌理准情、片言立断，不但不能照西法，亦并不必用中律。”[48]樊增祥试图用此言来说明，在倡言“变法”的时代背景下，如果主张立时在审断中全面引照“西法”，必与中国实际情形相去太远。对于身历十五年州县[49]的人而言，其所言州县的审案情形，当有很强的说服力。
由此转视上述南部县档案中的案件，或许会有更恰当的理解。
从南部县档案前引“买休卖休”四案来看，第一案中，县主将被卖妇女断离，判词列举了几个理由：一是“同族为婚”尽管并不违法，但却“不合于礼”。“礼”为“情理”之正应无庸疑，“不合于礼”，则必悖“情理”。二是“买休卖休已大干例禁”，即有违律例。但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买休卖休，川北此风甚盛，非大加惩创不可”。其实，“买休卖休”之风，不独该令任上如此，该令认为对此“非大加惩创不可”，倒显出其有些“少见多怪”。[50]这是否由于其判事不多、阅历不深，尚未可知。但从判词来看，其对被卖妇女赵氏的处断尤其从“隋”字上着眼。知县认为，赵氏既经出卖，与本夫之“恩义已绝”。既然是同族为婚有悖于“礼”，则后夫无应娶之“义”。对最终失去婚姻的赵氏，县主断将“财礼”钱共十串交赵氏“以作用度”，但仍未照例判“财礼人官”，所断可谓“仁恕”。
因此，知县的判断从总体上而言，仍不失为主要依据“情理”而断。但是，若以“大凡判断婚姻案件，以保全妇女之节为主”的标准来看，该案的裁断应尽量避免因被本夫家嫌弃“愚蠢”，而“自愿”与本夫分离的赵氏再次“失节”，[51]方为本案“情理”之正。不幸该令未能参透此点。但从现有的清代南部县“买休卖休”案件来看，断归后夫的实占多数。
第二案与第三案中被卖妇女均未按律断其归宗。第二案县主未将“买休”的米万金与何氏依例断离的原因是，考虑到：“敬长桥等贫困，无力退还（已收财礼），且不能养妻”，此为由“人情”而权衡；对于何氏，如断离异，将其“另发官媒，又致失节”，此为自“天理”而度量。如照例断将何氏归宗，必致悖逆“情理”。欲使判断既顺“人情”又合“天理”，县堂判令何氏由后夫米万金领归。因此放弃了照律而断。
但此案启衅是由于敬长桥和他的亲戚企图“卖后复磕”，“事因需索不遂”，从而“捏词妄控”。其所为显然违“情”背“理”，不罚则“是非”不明，因此断令将敬长桥等予以“责惩”。
第三案与第二案相似，但两县的判断似分伯仲。[52]赵良玉卖妻后．其赵姓同族企图从这桩违例的交易中“押搕”得钱，杜氏父亲不甘忍受，前往告状，致使“买休卖休”之事讯实。对于此案，县主并未言及不按例追究赵良玉、李国太“买休卖休”之罪，以及惩治赵治邦、赵良才藉端“押搕”之咎的原因，只是笼统而言“惟既据赵良玉等求恩愿了”，“姑着从宽”令赵良玉、赵治邦、赵良才等同具切结。赵良玉因不吐实情而受到“责惩”，并被责令缴出讼费。此案未将杜氏与李国太断离，县主虽未言明，但实为从“情理”而断。然而赵治邦、赵良才等藉端讹人，是该案的重要肇因，却未见其被惩。因此该案所断尚有草率之处。
与以上案件不同的是．“买休卖休”的“例案四”最终未经庭讯，而是以调处和息的方式了结。此案两造系互控，未经唤讯。或许县主认为案情支离、琐碎，不便即行决定是否开始理断。因此，饬令差役协同词证先就所控各情“详细查明，据实回县禀覆，以凭核夺”，县主并没有饬令差役前去调处。和息的最终达成，除因两造原为“谊戚”之外，构讼原因简单可能是主要原因——就因为调换毛钱而起。因此，词证等人向差役请求，愿意息讼。差役将办案的经过回禀后，县主批：“悉销”，同意就此销案。县主听任了息，大概缘于几个因素：一是事出琐碎，既然已经了息，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免两造唤讯拖累，县主自己也少一层麻烦；二是“买休卖休”并非事关“重情”，案中也并无其它“买休卖休”中惯常出现的“诬讹”或“卖后复搕”之人，否则，则应唤案“惩刁”。三是正如上案中县主所言，“买休卖休，川北此风甚盛”，上案县主欲“大加惩创”，而本案县主或不以为然，从而选择“听从民便”？县主不会不知“买休卖休”有干例禁，[53]但仍听任了息，他这样做不依据律例自不待言。如果上述三层大致不谬的话，他销案的决定倒是有更多“从情而断”的意思。
然而，讲求“情理”的结果，似乎直接导致了断案的“从轻”。原因是，上述各案中对违律行为的处罚均较律例为轻。依律，凡“买休卖休”，对于被买卖的妇人而言，或归宗、或交保嫁卖，卖方所收“财礼”应人官，但上述案件的处断并非如此。并且，“从宽”处断的情形并不仅见于“买休卖休”。
“亲属相奸”四案中，第一案，与堂侄媳通奸的从堂叔李含荣被处“重杖枷号”，并依律抚养“奸生之子”，奸妇田氏未受处罚；第二案徐培与侄媳通奸，被“罚钱二百千”（实际被罚一百四十千），因一直未缴罚钱，被押在外监近六个月至缴钱完案。奸妇彭氏未受处罚。第三案张应贵与堂弟之妻敬氏通奸，并“先奸后娶”，本夫张心原知情嫁卖。张应贵被处刑“杖责枷号”，敬氏“不守妇道”，被“掌责”。媒证亦被处“杖责枷号”。第四案，周学满与同宗族侄女李周氏通奸，周学满被处将户书之职“责革”，李周氏未受处罚。
“诱拐”三案中，第一案（王炳“身充差役”，竟串同不法，首先被“先予重责”，）最终拐带人口的唐焕昌、张炳林与王炳，被判令“各予重责”，唐、张二人被移解原籍，“交保管束”。第二案，诱拐他人之妻的差役杨树被判“重杖囚禁”，协同杨树诱拐的同班差役敬益被“枷杖示众”，实系“和诱”的杨氏被“鞭责”。第三案，因真凶逃匿不获，买妻的杜先模被罚缴讼费。梅应纪因串通做媒及纵放真凶被处“罚充苦工半年示儆”。第四案，对实际诱拐他人之妻的马开泗未处任何刑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