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可以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增强其可操作性，实现其法律权益。
(三)从重视实体保护发展到实体保护和程序保护并重。
没有实体规定，导致法律漏洞，使程序保护缺乏实体法律依据。但若仅有实体规定而没有程序保障，弱势群体的实体权益将无异于画饼充饥，所有立法活动的价值将无法实现。因此，在不断呼吁新的立法的同时，更要顾及法的实施状况。一个良好的法律实现机制可以弥补立法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健全法律实现机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迫切需要。
一方面，司法行政机关应依法切实履行其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职责，另一方面，在司法程序中必须确保程序公正，并以最后所达到的保护效果为评价依据。也就是说，不仅要作出公正的判决，更要使该判决得到执行，不能执行的判决同样是毫无价值的。如果好的制度不能切实执行或者公正的判决由于执行难而不了了之，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不仅弱势群体的权益落空，更会损害司法的权威性，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四)寻求多层次的保护途径和方法。
当基本的平等保护实现后，对于弱势群体，在倾斜保护的原则下，还需进一步寻找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法。从保护主体而言，主要有宏观层次的国家保障、中观层次的团体保障以及微观层次的自我保护三种途径。作为宏观层次的国家保障应当是一种底线控制，这是一种有限度的保障，即防止严重的物质匮乏的保障，以确保每个人维持生计的某种最低需要。[9]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从任何角度上讲，都应该对弱势群体给予必要的关注，给予其基本的保障。这主要体现为司法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
在此基础上，应允许其团结起来，组成各自的社会团体，使其能够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增强其力量，并逐步改变弱势地位。在这个方面，各国往往是通过立法来保障弱势群体的“集体行动权”。在我国，弱势群体的组织不多，主要有消费者协会、妇女联合会、老年人协会、工会、残疾人联合会等，应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依法保护弱势群体。笔者认为， 农村劳动者也应建立自己的团体，以便在税费负担、土地承包权利、金融和技术服务、司法审判等活动中提供充分表达的渠道和机制。农村劳动者作为一个组织上高度离散、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邪教的蛊惑，也最容易成为极端人物的社会基础。“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因此，应建立农村劳动者组织，充分发挥其代表、维护、实现农民利益的作用。这对保障农村劳动者利益，打击农村基层组织中的违法、腐败行为，缓冲其与党和政府的矛盾都是十分有利的。[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