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国完成进步社会运动的必经之路和必然结果，也是实现对弱势群体特殊保护的前提，没有所有公民的国民待遇就没有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在我国大量存在身份歧视、所有制歧视、户籍歧视等各种歧视的情况下，[8]提出这一观点，是非常沉重的。这些歧视在我国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人们行为中有意无意地以此为标准进行判断。例如，交通事故的赔偿，在同等条件下，城市人的赔偿额比农村人的赔偿额要高出很多，而且是有法律依据的，很多人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笔者不禁要问，生命有贵贱之分，这对吗？法律肯定这样的制度是合理的吗？很多人接受这种规定，政府的交通管理部门也在执行这一规定，而面对如此不公的制度的农村人却投告无门。又如外地人到深圳要办理边境证，其实同样是一种非国民待遇。只要类似的情况存在，必然存在特权，必然存在不平等待遇，而希望保护弱势群体，首先应消灭特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内实行国民待遇。
(二)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法律保护体系，并针对不同的弱势群体制定不同的倾斜保护制度。当上述国民待遇基本实现之后，即完成了“从身份到契约”的立法过程，消除了人为的不平等因素之后，即应对客观的不平等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新的按身份合理立法，矫正形式正义的不足。
第一，宪法中应明确规定对弱势群体保护的根本性原则。
第二，基本法应规定弱势群体的范围、适用于所有弱势群体的一般制度。笔者建议制定《社会法总纲》作为弱势群体保护的基本法。
第三，不同弱势主体保护的特别法。由于不同的弱势主体成因不同，需要保护的范围和领域以及保护方式亦不相同，因此应制定单行的特别法加以保护。
对农业劳动者的保护，应制定《农业产业促进法》，促进农业的发展，保护其经济利益；制定《农村社会保障法》，当其面临各种劳动风险时，能够从政府和社会获得维持其基本生活所需要的物质帮助。
对于所有贫困人口，不论城市、农村一律享受“低保”政策规定的救济金。
对于失业人员，应建立更加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城市存在双轨制，当劳动者失业时，既享受低保待遇，又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这种做法的弊端已经显露出来，有些劳动者失去工作之后，并不急于提高自身的劳动能力，寻找新的工作，而是享受双重的保障待遇。失业救济金领取期限届满后，就永久进入享受低保待遇的大军，从而导致社会救济的财政负担过重。
